巴金自传-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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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要把报纸落在地上了。
我又读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灭亡了。
我连忙回到旅馆，朋友吴已经在我的房里了。他把头伏在报纸上，听见我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对我说了一句：“他们死了。”他忍不住哭起来。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说他们的举动像罪人一样，便发见他们犯了谋杀罪。然而在临死时他们的举动又跟历史上的另一个人（耶稣）的举动一样，而且也像他那样地说：‘我宽恕你们。’可惜太迟了。没有重新判决的机会了。”朋友吴忽然翻开他带来的报纸用抽泣的声音读出了上面的一段话。他又接连地说了两句：“可惜太迟了，”便站起来摸出手巾揩眼泪。
他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没有出门，我也不想吃饭。我写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这个消息，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诉所有我的朋友。我要向全世界大声说：“两个无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还在写信，朋友卫气咻咻地推了门进来。我不见他有一个多星期了，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夜深跑来，而且衣服凌乱，头发飘散，面孔通红，他那副平日离不掉的宽边眼镜也没有了。
“什么事？你这个样子？”等他坐好我便问道。
“我才知道法国政府也是站在杀人犯那边的，”他愤愤地说。
我惊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们到美国领事馆去示威……那么多的人……挤满了好几条街……群众大声叫着‘杀人犯’。声音跟响雷一样……警察保护着领事馆，要群众散去。……后来起了冲突，秩序乱了……几个报摊子也被挤倒了……大队的警察赶来解散群众……我和吴被挤到一个咖啡店里，接着又来了一些参加示威的人……忽然这个咖啡店被包围了。大队警察守在门口叫里面的人全出去。出去一个打一个，所有的人都挨了警察的警棒。……我看见吴挨了几下打。我跟警察冲突起来。后来我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我刚起身，就被一群人拥起走了。我的眼镜也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我去找吴。我看见一个警察在追他。他吓得乱按人家的门铃。
……后来他找到我了。我看见他很萎顿，便把他送回家，然后到你这里来。……我倒没有受伤……那些狗。……”愤怒堵塞了他的咽喉。
我们对望着，我们用眼睛表示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我们互相了解了。
圣母院的钟突然哀鸣起来，已经到了中夜。
“卫，回去罢，”我短短地说。
他突然站了起来。他伸出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祝他用极其坚定的声音说：“金，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活更多的年月，我们还要经历更惨痛的岁月，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晚罢。”
他毅然地去了。
如今四年又过去了，朋友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被伤寒症毁了的。他故乡的家里还剩下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我不知道她们靠什么生活。朋友卫还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也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现在生存或者已经死亡。我自己呢，我飘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回到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经历了多变化的生活，我有过好梦，我也有过梦魇。而且我也有过——“原野的新绿，海洋的碧波，花的香，果的甜，湖水里映出的蓝天，歌唱的激流，微语的小溪，山谷和峻岭，神秘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丽的月亮，落日，黄昏，星夜，”如那个鱼贩子所曾有过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总不能够忘记那个给了我巨大影响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个思念折磨着：我辜负了我的“先生”，我忘记了他教给我的话，我并不曾履行我给他的诺言。我把四年的光阴完全浪费掉了，也许我将来还会浪费掉更多的光阴。然而我的美丽的青春快要完结了，它是不会再来的了。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接到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够不流眼泪么？
写作生活底回顾
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我和朋友卫在上海上船到法国去。在印度洋舟次我给一个敬爱的朋友写信说：“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预备贡献出我的一切……”二月十九日我便到了巴黎。
朋友吴在拉丁区的一家古旧旅馆底五层楼上给我和卫租了房间。屋子是窄小的。窗户整日家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
但我却没有听见过酗酒或赌博底闹声。正对面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并且往往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底那间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除了卫和吴外，在这城里我还有三四个朋友。有时大家聚会在一起，我们也有欢乐的谈话，或者热烈的辩论。我们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人有各自的事务，不能够天天聚在一处。卫又喜欢整天到图书馆或公园里去。于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坟墓般的房间里，孤零零的拿破旧的书本来消磨我的光阴。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Francaise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家里让破旧的书本来蚕食我底青年的生命。我在屋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本。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底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我自己简直忘了这身子是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灭了。经验告诉我是一辆载重的汽车在下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
我慢慢儿站起来走到窗前，伸了头出去看那似乎受了伤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馆店，那里也是冷静的，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底心又被一阵难堪的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过后我和卫从AllianceFrancaise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底钟楼，那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底心里燃烧起来。我底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境。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底铜像底脚下，不觉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底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么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底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底钟声，我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底前四章。
渐渐地我底生活变得有生气了，朋友也渐渐多起来，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了许多宝贵的书籍，我只担心每天没有够多的时间来读完它们，同时从E．G．，M．Nettlau他们和我往来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底未完的小说搁起来。我没有工夫再写小说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读到巴黎各报的号外知道我所敬爱的那个鱼贩子（就是《灭亡》序里说到的“先生”）和他底同伴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的时候，我重读着他写给我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信，听着外面无数的人底隐约的哭声，我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本练习簿，继续写了《灭亡》底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过后我底时间就被一些经济学书占去了，接着我就用全副精神来读克鲁泡特金底著作，尤其是那本《伦理学底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它，而且为了翻译它的缘故我又不得不读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底著作来。我甚至读熟了《圣经》。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的夏季，是在马伦河岸上的一个小城里度过的。我在那时候过着比较安舒的生活。这城里除了我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他们都是我底好友。我们寄宿在一个中学校里面。那里是安静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走过一道小桥，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傍晚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到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各类的话，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
一个晴明的上午我挟了一本Whitman底诗集从树林中散步归来，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的。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
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传统观念束缚着的心却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一个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底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底爱情里的悲欢也曾引起我底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底脑里却现了小说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底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底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我底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底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挂号寄给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后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又同车回到巴黎去过那热闹的生活。过了两月上海那个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说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阅。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然而使我后来改变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还陷在文学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费在白纸上，这责任却也应该由他来担负。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译了几本书，翻译《伦理学》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宾诺沙，康德，叔本华诸位底坚硬的铁门。这样弄昏了我底脑筋。我没有写小说，而且我也不想写小说了。
第二年我才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和那一个叫做《房东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据一个朋友底叙述写成的，自以为都写得很不如意，有些扫兴，而且那些时候又忙着读书，觉得我这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底心思：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