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传-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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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有四百块钱的薪水，正是一个适合开始新生活的地方。鲁迅欣然应允，就在这一年八月离京南下，适逢许广平要回广州，便一同动身。但是，尽管有这么好的机会，又是与许广平同行，他仍然不作明确的计划。他只是与许广平约定，先分开两年，各自埋头苦干，既是做一点工作，也为积一点钱，然后再作见面的打算。３你看，他还是用的老办法，当对将来缺乏把握，难下决断的时候，就先将决断往后推，拖延一阵再说。
鲁迅兴致勃勃地踏上了厦门岛。可是，几乎就从第一天起，种种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地方的荒僻，人民的闭塞，学校主事人那样势利，教师中的浅陋之徒又如此众多，再加上若干职员和校役的褊狭懒散，终至使他连声叹息：自己还是太天真了，北京都那样糟糕，厦门还会好么？他尤其恼火的是，他在北京的那批学者对头——他称之为“现代评论派”，居然也纷纷甫下，有的就直接到了厦门大学，和他做同事。譬如顾颉刚，他曾公开说佩服胡适和陈西滢，现在居然也到厦门大学来做教授；自己来了不算，还推荐其他的熟人来，这些被荐者来了之后，又引荐另外的人，这在鲁迅看起来，简直就是“日日夜夜布置安插私人”４他写信对朋友抱怨：“‘现代评论派’的势力，在这里我看要膨胀起来，当局者的性质，也与此辈相合。”５远远地躲到厦门来，竟然还是会遇上他们；在北京受排挤，跑到这里来还是受排挤，这怎么能不教他光火呢？他曾这样向人描述自己的心情：“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日：仰东硕杀！我带来者！”６这“仰东硕杀”是绍兴土话，意思就是“操他妈的！”厦门大学竟然逼得鲁迅不断要在心里骂出这样的话，他当然不愿在这里久留了。他到厦门不到四个月，就开始想走。一个学期的课还没讲完，就已经向校方递了辞呈。他原想在厦门大学工作两年，现在却提前一年半离开，当他独自一个人在夜灯下写辞呈的时候，先前那种种走投无路，屡屡碰壁的记忆，一定又会涌上脑际吧。
处在这种经常要骂出“仰东硕杀”的心境里，他对和许广子的爱情的疑虑自然会逐渐加重。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他写信对她说：
常迟疑于此后所走的路：（一）、积几文钱，将来
什么都不做，苦苦过活；（二）、再不顾自己，为人们
做一点事，将来饿肚也不妨，也一任别人唾骂；（三）、
再做一些事（被利用当然有时仍不免），倘同人排斥，
为生存起见，我便不问什么都敢做，但不愿失了我的
朋友。第二条我已行过两年多了，终于觉得太傻。前
一条当先托庇于资本家，须熬。末一条则太险，也无
把握（于生活）。所以实在难于下一决心，我也就想
写信和我的朋友商议，给我一条光。７
看得出他非常矛盾，虽然列出了三条路，真心想走的却是第三条；但他不知道许广平是否真愿意和他携手共进，也不知道这条路是否真能够走通。疑虑重重之际，就干脆向许广平和盘托出，既是试探，也是求援。
许广平是多么敏感的人，立刻就觉出了鲁迅的心思，她知道他有疑虑，也知道这疑虑的深广，她甚至还想到了他的可能的后退，这自然使她深为不满，就用这样激动的口气回信说：
你信本有三条路，给叫我“一条光”，我自己还是
瞎马乱撞，何从有光，而且我又朱脱开环境，做局外
旁观。我还是世人，难免于不顾虑自己，难于措辞，但
也没有法了。到这时候，如果我替你想，或者我是和
你疏远的人，发一套批评，我将要说：你的苦了一生，
就是一方为旧社会牺牲。换句话，即为一个人牺牲
了你自己。而这牺牲虽似自愿，实不啻旧社会留给
你的遗产。……你自身是反对遗产制的，不过觉得这
分遗产如果抛弃了，就没人打理，所以甘心做一世农
奴，死守遗产。……我们是人，天没有叫我们专吃苦
的权利，我们没有必吃苦的义务，得一日尽人事求生
活，即努力做去。我们是人，天没有硬派我们履险的
权力，我们有坦途有正道为什么不走，我们何苦国了
旧社会而为一人牺牲几个，或牵连至多数人，我们打
破两面委曲忍苦的态度，如果对于那一个人的生活
能维持，对于自己的生活比较站得稳，不受别人借口
攻击，对于另一方，新的部面，两方都不因此牵及生
活，累及永久立足点，则等于面面都不因此难题而失
了生活，对于遗产抛弃，在旧人或批评不对，但在新
的，合理的一方或不能加以任何无理批评，即批评也
比较易立足。……因一点遗产而牵动到了管理人行
动不得自由，这是在新的状况下所不许，这是就正当
解决讲，如果觉得这批评也过火，自然是照平素在京
谈话做去，在新的生活上，没有不能吃苦的。８
这信写得很动情，也许是急不择言吧，许多话都说得很直。她一下子挑穿了鲁迅不愿意解除旧式婚姻的内心原因，又用那样热烈的口气激励他作出决断。她甚至不隐瞒自己的焦急和。不快，最后那一段话，简直是在赌气了。
也幸亏是这样的急不择言，反而打消了鲁迅的疑虑。说到底，他最大的顾虑正在许广平本人，现在从她的这封信，他看见了她的真心，许多担心和犹豫，一下子消散了。他立刻回信，语气非常诚恳，不再有前一封信中的含混，态度也很乐观。似乎是决意要走第三条路了：“我一生的失计，即在向来不为自己生活打算，一切听人安排，……再后来，思想改变了，但还是多所顾忌，这些顾忌，大部分自然是为生活，几分也为地位，所谓地位者，就是指我历来的一点小小工作而言，怕因我的行动的巨变而失力量”，“我也决计不再敷衍了。……离开此地之后，我必须改变我的农奴生活”，“我觉得现在Ｈ．Ｍ．比我有决断得多……”９一个多月以后，他更明白表示：“我对于名誉，地位，什么都不要，只要枭蛇鬼怪够了”，１０这所谓“枭蛇鬼怪”，就是指许广平。
也就在他终于确信了许广平的爱情的同时，广州中山大学接连来信，热情地邀他去担任国文系的教授和主任。这无疑从另一面增强了他的勇气。人世间不但真有值得信赖的爱情，他自己也还有可以阔步的生路、无论从哪一头看，他的条件似乎都要比涓生和子君好得多，那么，他为什么不试一试呢？从旁观者的眼光看，这自然是又陷入了对自己命运的错觉，但是，一个刚刚开始全身心浸入爱情的人，他会情不自禁地把整个世界都看成是玫瑰花，会以为自己一拳便能打出个新天地，这一点错觉又算得了什么？鲁迅内心的虚无感是那体深厚，他大概也只有靠这样的错觉，才能够摆脱它的羁绊吧。他终于下定了决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到广州，住进中山大学之后，即由许广平陪伴在旁，即便有客来访，她也并不回避。十个月之后他到上海，更在虹口的景云里租了一幢三层的房子，与许广平公开同居。在旧式婚姻的囚室里自我禁闭二十年之后，他总算逃出来了。
身边有了许广平，他似乎年轻了许多。他的衣着现在有人料理，头发和胡须现在有人关心，在那么长久地禁欲之后，他终于体会到了女性的温暖和丰腴，他的整个心灵，都因此变得松弛了。在广州，他与许广平等人接连游览越秀山，白天逛花市，晚上看电影，满脸欢愉，兴致勃勃。到上海之后不久，又和许广平去杭州游玩，虽然是七月份，暑热逼人，他却毫不在意，去虎跑品茶，到西湖泛舟，快活得像一个小孩子。陪同游玩的许钦文和章廷谦都暗暗惊喜，从他们十几年前做鲁迅学生的时候起，还从未见他表现过这样浓的游兴。鲁迅本是个善感的人，你只要读过他的《社戏》，就一定会记得他对家乡风物的那种善感的天性。可是，由于家道中落以后的种种刺激，到了青年时代，他却对自然风景失去了兴趣。他在东京那么多年，只去上野公园看过一次樱花，而且还是和朋友去书店买书，顺路经过才去看的。他在仙台整整两年，附近不远就有一个著名的风景区松岛，他也只去玩过一次。口国以后，住在杭州那样优美的地方，一年问竟只去西湖游过一次，还是朋友情的客。别人都连声称赞“平湖秋夜”和“三潭映月”，他却以为“不过平平”。一九二四年他写《论雷峰塔的倒掉》，居然把雷峰塔和保淑塔弄错了位置，你当可以想象，他平日对这些景致是如何不留心。以后到北京，住的时间更长，游玩却更少。即使去西安，主人安排他们游览名胜古迹，他最感兴趣的地方，却是古董铺。弄到最后，他甚至公开说：“我对于自然美，自恨并无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动。”１１我不知道他说这话有多少调侃的意味，倘是讲真话，那他是错了。对自然风景的敏感，是人的天性，每个人的天赋当中，多少都埋有亲近大自然的情感萌芽，只是由于后来的经历不同，有些人的天性得到激发，变成酷爱自然之美的多情者，有些人的天性却遭受压抑，便自以为对山水缺乏敏感了。面对优美的自然风景，我们会不会深受感动，这实在可以作为衡量我们的自然人性是不是正常发展的重要标尺。固此，看到鲁迅在广州和杭州玩得那样快活，我想谁都会为他高兴，他童年时代的善感的灵性。那《社戏》中的天真田情态，终于在他身上复苏了。
当然，爱情在他身上唤起的，绝不止是亲近自然的游兴。一说到爱情，人总会习惯性地想到青春，想到年轻的生命，尤其鲁迅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更容易把爱情看成青年人的专利，许多人鼓吹爱情至上的最大理由，不就是青春和生命的天赋权利吗？许广平是那样一个富于活力的姑娘，又比鲁迅年轻那么多，鲁迅一旦与她相爱，这爱情就会对他造成一种强大的压力，要求他振作精神，尽可能地焕发生命活力。倘说在绍兴会馆时，他自安于“农奴”式的枯守。还可以倚仗老成和冷静来抵挡世俗欢乐的诱惑，甚至克制和压抑生命的本能冲动；他现在却必须完全改变，要竭力振奋起自己的人生热情，竭力放纵那遭受长期压抑，差不多快要枯萎的生命欲望。男人毕竟是男人，鲁迅即便把人生看得很透，也总会希望自己是一个富干活力的人，一个能够让女性崇拜的人。他当然有自卑心，所以才说自己“不配”；１２但他更多的是妄强心，他希望自己能有洁力，至少在精神”上依然年轻。事实上，也只有当这要强心在他头脑中占上风的时候，他才会但然地接受许广平的爱。只是这要强心一面允许他拥抱许广平，一面却又暗暗地告诫他：你必须像个年轻人！
鲁迅本就是情感热烈的人，假如他真正率性而行，至少在精神上，他的许多表现自然会洋溢出青年人的气息。他对黑暗的极端的憎恶，那种不愿意“费厄泼赖“（FairPlay）的决绝的态度，都是极能引起青年共鸣的特性。但是，他毕竟又是个思想深刻的人，四十年的经历早向他心中注入了一种深广的忧郁，迫使他养成一种沉静的态度，不喜欢欢呼雀跃，也不主张赤膊上阵，不轻信，更不狂热，选一处有利的屏障，伏在壕堑中静静地观察，这正是他到北京以后逐渐确定下来的人生态度，也是真正符合他的深层心境的人生态度。因此，一旦他有意要振作斗志，焕发精神，以一种青年人的姿态置身社会，他的言行就常常会逾出“常态”，显出一种特别的情味。比方说，他从来就是个实在的人，说话都是有一句说一句，可在砖塔胡同的家里与姑娘们笑谈的时候，他却屡次提到自己床铺下面藏着一柄短刀，又详述自己在东京如何与“绿林好汉”们＇指光复会中人＇交往，言语之间，时时露出一丝夸耀的意味。再比如，到二十年代中期，他对青年学生已经不抱什么期望，所以“女师大风潮”闹了半年多，他一直取旁观态度。可是，一旦与许广平们熟识，他的态度就明显改变，代她们拟呈文，赵草宣言，还一个一个去联络教员签名，组织校务维持会，里外奔走，口诛笔伐，终至被章士钊视作眼中钉，我不禁想，倘若他并不认识许广平她们，他的态度会有这么大的转变吗？即便出于义愤，站出来声援学生，也不过是像联署那份宣言的马幼渔们一样，说几句公道活了事吧。同样，他向来就不大赞成学生请愿，不但对“五四”运动作过那样冷淡的评价，就在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上午，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