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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

鬼子进村-第7部分

小说: 鬼子进村 字数: 每页4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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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冀中的财富占边区的重要地位,”杨成武又指出:“晋察冀根据地能否坚持到胜利,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如果冀中不能坚持,就会影响冀西斗争的发展。” 
  关向应甚至提得更高,他认为冀中的得失,不仅是关系到晋察冀边区的问题,也不仅是关系到支持华北抗战的问题,而且还是保持全国抗战力量的问题。他说:“如果把冀中平原从整个边区体系中分割出去,这无疑是在战略上孤立边区,孤立了山区。日寇完全懂得这一点。所以日寇之方针是‘迅速肃清平原指向山地’。”的确,日本人并不傻,他们早就看到“冀中地区是向晋察冀边区共军提供给养的地带,可以判断,大量的各种农产品要运送到冀西边区根据地去。”日华北派遣军作战主任在1942年5月14日,也即“五一”大“扫荡”后十余天发表谈话称“晋察冀边区山岳地带住民物资来源极为贫弱,人力物力之补给百分之八十依靠冀中,于此可见冀中区的价值对山岳地区如何重大。”而“五一”大“扫荡”已足为“覆灭彼等之物资补给基地。”日华北派遣军另一官员则声称“此次作战称为棉花战亦无不可。” 
  当年日本人把冀中称作八路军的兵粮站。我们自己当时也有一种说法,把冀中叫做华北的乌克兰。聂荣臻回忆,在1941年9月的一天,他带着几个干部登上平山县一座大山,“朝滹沱河两岸望去——嘿!河两岸的稻子一片金黄,在微风中摆动着,我对他们说:‘你们看,滹沱河两岸,真是晋察冀的乌克兰’!”兵粮站的粮食,“乌克兰”的布匹,都是令人难忘的。但更令人难忘的,是冀中的百姓。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1)   
  也说“一二·九”运动的历史意义老红军吴西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曾无限感叹地说,冀中的百姓的觉悟,“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当然,“时代不一样,一个是国内战争,一个是民族战争。”冀中的老人们在说到冀中的百姓为何抗日觉悟较高时,说的较多的有这样几个原因:教育水平,“一二·九”运动的影响,日本人的烧杀,当然,最重要的,还是八路军、共产党来后的动员、组织。在外国人眼中,冀中平原是怎样的呢?一位名叫和田真一的日本反战士兵,是这样描述冀中平原的:如果没有战斗,就是说没有日军残酷的烧杀抢掠的“扫荡”,冀中是一个和平富饶的地方。杏花盛开,柳绿遮盖着村落。阳光在浮动,远处的村庄好似浮在湖水中的小岛一样,此时放眼望去,河北的原野实在美极了。 
  在外乡人眼中,冀中平原又是怎样的呢?原籍广西的吴西将军回忆起他初抵冀中的印象:这里视野开阔,另有一种泥土芳香的新鲜空气。村子砖房瓦舍,人丁兴旺,村中的老百姓,男的有的带礼帽,很多人头上包着白毛巾,不论大人小孩,衣着较好,干净整洁,文化水平高,很有礼貌,抗日热情高涨。 
  说冀中“富饶”,不难理解。说冀中“文化水平高”,就不由让人有些疑问,在上个世纪30年代,在河北省的乡村,能有多高的文化水平呢?中国社会学界前辈李景汉先生于1932年发表了他主持的《定县社会概况调查》,据该调查统计的数字,定县62村中具有中学及中学以上 文化程度的人有男275人,女32人,共计307人,平均每村有4至5个中学生。这307个人中,甚至还有4个日本留学生,2个法国留学生,1个美国留学生。着实不简单。另据抽样调查,当地文盲约占67%,半文盲约占42%,非文盲约占284%。识字的大致可以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在旧中国,已是相当难得的了。或许有人要说,定县位于平汉线上,读书人多些不足为奇。其他地方呢?当年的数据表明,冀中腹地的教育水平也不差,一份当年冀中行署的资料这样说:冀中区地方富庶,交通便利,且接近平、津、保、石等工商业及文化中心城市,受资本主义的影响较多,事变前(指1937年卢沟桥事变)文化教育事业便相当发达,除沿铁路线的城镇不计外,在中心地带深县等二十六个县内,就有十所中学,164处高级小学,4482处初级小学,同时各县都有简易师范学校,因此除东部个别县份外,社会文化水平一般的比较高。冀中青年,到平、津、保求学的非常多。 
  比如高阳县东南30余里的庞家佐村,这么一个“在冀中平原上,这算是一个中等村庄”的村子,居然有“一个男校和一个女校,”而且“学校里四书五经全被排除在外,一开始就向学生进行白话文的教育。” 
  看来,说冀中这地区文化水平高,还真是有根据的。冀中几乎村村都有在外求学的学生,外面的世界出了些什么事情,消息很快就会传到冀中。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就是如此。 
  毛泽东对“一二·九”运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一二·九”运动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一二·九”运动是伟大抗日战争的准备,这和“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大革命的准备一样……“一二·九”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思想”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冲破了思想上的禁区。“从思想上解了冻,什么都敢想也敢说了。”在“一二·九”运动前,抗日成为禁语,侵略者被称为“友邦”,人们是敢怒而不敢言。“一二·九”运动后,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积愤之气,爱国之情,一下子喷发出来。人们纷纷谈论着:“蒋介石能抗日吗?不能!”“安内攘外对吗?不对!”“中国抗战依靠谁?依靠四万万中国人民!”当局的水龙和大刀,同学的鲜血,民众的鼓励,使得每一个积极投身于“一二·九”运动的人懂得:要抗日,就要靠自己,就得靠民众,政府是靠不住的;要抗日,就要遵循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主张,国民党“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只会断送国家和民族的利益。 
  为什么说“一二·九”运动是“准备干部”的运动呢?因为“一二·九”运动的确锻炼人,成长出许多优秀的人才,后来都成为抗日干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12月9日后,北平学生上万人又于12月16日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连平时不关心政治的书呆子都走上了街头。这次大游行后,地下党又及时组织同学们南下农村宣传抗日,坚持罢课,反对开除,逮捕进步学生,开办野营训练班,拥护二十九军抗日……各种活动,实际上一直延续到1937年“七七”事变。在这一年多时间里,同学们受到深刻的教育和实际的锻炼,少了书生气,多了英豪气。抗战爆发后,同学们纷纷奔赴各地,直接参加抗日斗争。在平、津、保等地念书的冀中子弟,许多人回到家乡,其中不少人成长为优秀的抗日干部。像后来担任冀中抗联主任的史立德,任深泽县县委宣传部长的王亢之等等,都是“一二·九”运动时的学生领袖。当年有首歌,唱的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应该说,冀中平原,也同样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有这么一批有文化、有觉悟的青年学生,“这是与其他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不同的特点。”这批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冀中人民杰出的子弟,带着“一二·九”运动的记忆,带着“七七”事变的硝烟,回到家乡,他们会向父老乡亲们诉说些什么呢?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们说起日本兵的残暴,说起1936年11月3日日本兵举行大演习时杀死中国孩子的事情。当时的报纸记载道:当日军进朝阳门时,当地有一姓朱的女孩,年纪才11岁,和他的哥哥也打从那里经过,看见日军耀武扬威的情形,愤慨得很,沉痛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她哥哥听了,恐怕惹出祸来,想连忙带着她跑开,殊不知凶蛮日兵,在愤怒之下,竟将我们这11岁的女孩,从她哥哥手中夺去,丢在坦克车的下面,压成肉泥!路旁的人,看到这残酷的情景,莫不饮恨吞声,不忍卒睹!他们一定会对父老乡亲说起汉奸们的可恨,说起1935年12月16日大游行时同学们被拒之门外,只能以血肉之躯撞开城门的经历。清华大学的校史是这样记载的:这天,由清华大学率领的城外大队,拂晓时即出发,途中联络北平大学农学院、孔德学校和弘达中学二院等校一千多人。他们高擎校旗和用醒目大字书写的“全国人民自动武装起来!”“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横幅,浩浩荡荡地向西直门前进,于八时许到达。城门仍像七天前那样紧闭着。同学们转向阜成门,又被拒于城外。再南行往西便门,仍遭闭门阻拦。领队乃决定一部分学生约四百余人,留于西便门,其余六百余人向永定门进发。留在西便门的学生来到附近的铁路门,想从这里进城,城门也关闭着。同学们同城门上面的军警展开了说理斗争,促他们开城,交涉甚久无效,学生们再也按捺不住一腔怒火了。于是,决定用血肉之躯去冲开铁的城门。立刻,几百条臂膀结成了一股钢铁般的巨流。“一,二,三,冲!一,二,三,冲!”大家有节奏地喊着,奋力地冲击着铁门。从高处望下去,煞像汹涌的波涛拍击着海岸的千年古岩。北风如刀割,寒气穿透棉衣,袭人肌肤;可是,同学们却汗流淋漓,早已驱走了全身的寒冷。前面的累了,后面的就换上去,一刻也不停歇。渐渐地,闩住城门的铁环开始动摇,门缝愈来愈大了。城头上的军警见势不妙,急忙从城墙上砸下大块的卵石和砖瓦。这更加激怒了学生。他们一面加紧冲击城门,一面向军警们回敬了大量的砖石。   
  “比中央苏区的觉悟都高”(2)   
  约十时许,铁门终于冲开了,顿时爆发出一阵震天的欢呼。 
  冀中的百姓们,或许不知道坦克为何物,但他们一定知道一个孩子从小长到11岁,是多么不容易。冀中的百姓们,或许没到过北平城,但他们一定懂得,大块的石头从城墙上丢下来,是会砸死人的。可以想见,在那些日子里,在炕头,在田间,在井台,在河边,人们一定都在谈论着从城里回来的学生们带来的消息。 
  或许,在听不到广播看不到报纸更谈不上电视的冀中农村,农民们就是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地,从回乡的学生们嘴里得知,东洋鬼子占了东北不说,还想占华北,还想灭亡中国。而政府却一味退让,并用大刀、水龙、石块来对付学生。 
  比如说,像深县西蒲町村这么一个离县城25华里,480多户的村子,“‘七七事变’前,全村有三十多人是中学以上文化水平,其中有七人是大学程度(三个上国民党黄埔军校的未算在内)。这些人每年都要回家度寒暑假,他们在家里随时随地宣传日本侵华和城市里的反日活动情况,他们的宣传很容易地被群众所接受,”因而早在“七七事变”前,村里百姓就知道“高丽”亡国后,日本人把那里的百姓当牛马,一点自由都没有,几家合用一把菜刀等。“所以西蒲町群众非常痛恨日本,积极参加抗日斗争,誓死不当亡国奴。”■人们从鬼子尸体上割块肉,摘个心,有的割几个生殖器,说这是“洋药材”中国人是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有些百姓听了学生说的日本兵如何残忍,也是半信半疑。觉得咱不招惹他,能把咱老百姓怎么样?很快,当1937年夏、秋之际,日本兵沿平汉、津浦铁路向南推进时,冀中的百姓,特别是交通沿线的百姓,都亲眼看到,日本军队是怎样对待中国的老百姓,日军士兵是如何如同一路释放着罪恶的怪兽一般,在身后留下无数尸首和废墟。1937年9月4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侵入大城县子牙河北村,盘踞7天,残杀村民147人,来不及逃走的群众几乎无一生还,34户被杀绝;12日,又在姚马渡村残杀村民70余人。1937年9月9日,沿津浦线推进的日军又往南侵入青县,在青县北王庄这个只有37户、180人的小村,杀死30人,烧毁房屋100余间;1937年9月10日,大批日军侵入青县流河镇,仅半天时间,这个不满500户的小镇,就有86人被杀,6户被杀绝; 
  1937年9月15日,日军第14师团数千人渡过永定河,16日占领固安、永清县城,18日占领涿县城。短短几天时间,日军在这一带就杀死无辜百姓近2千人;1937年9月18日,又一股日军侵入大城县,在其后的几天,日军在大城县境内八方、韩裴庄、西庄、李贾村等地接连制造几起惨案,杀死百姓483人,在八方村村民李宝瑞家墙上,还留下用我同胞鲜血写下的“此村鸡犬不留”几个字;1937年9月20日,雄县大清河沿岸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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