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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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中区一位干部，曾记述了1941年前后敌占区百姓所要承受的苛捐杂税，竟达40余种，最主要的有：“（1）地亩钱粮和门牌捐。每亩每月花费七角至二元左右。
（2）户口册费。敌人为了‘治安强化运动’，清查户口，全家人口登记。每月每户交纳户口册费二角。
（3）照相费。敌人强迫各家照相，说是什么‘良民像’，无非是想法子向群众榨取钱。照相费每片四角，印戳登记二角，装夹三角，铁索二角，县署印戳登记二角，共合洋一元三角。
从冀中开刀（6）
（4）地亩捐，商户捐，保险费，学堂捐，警备费，报纸费等，每月各五元。
（5）壮丁袖章费二角，保、甲旗费各五角，穿旗棍八角，新民棒二元（敌人欺骗说，有新民棒，便能打犯错误的日本兵和伪军，想用这方法来迷惑群众。唱戏费，每家先拿钱买若干戏票，每张三角，其实唱时还需要再买）。
（6）月份牌费，自行车捐，大车捐，牲畜税，食粮捐，木货费，庆贺费（节礼、敌人人员升官送行、欢迎及嫁娶等），慰劳费（敌伪打了仗强迫群众出钱‘慰劳’），作战费，赔偿费（敌人被我军打了，受了损失，让附近村庄负担），修工费等等……”
最后的结论是，一个村庄半年的开支“现款达到10880元、木柴71500斤、小米334760斤（每亩地合洋6元至20元左右，每人平均负担7元）。”当时有人说：“凡是在敌寇统治下的人民，从头发到脚趾，从屋里到屋外，从人体到牲畜，没有一样东西不是要付捐税的。”苛捐杂税再多，（据称路西有的地区多达120种）在日本人看来还是“合理负担”，再有的，干脆等于抢了：发票子。敌伪发行的票子，“它没有一点准备金，更没有一点信用担保，它只是一张彩印的废币，和阴曹地府的冥钞差不多。”冀中的百姓管鬼子发行的票子叫“鬼票”。因为敌伪滥发钞票，强行流通，这种钞票自然不值钱，造成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冀中1942年“五一”大“扫荡”前，小米大体稳定在每斗35元，“五一”“扫荡”后，敌伪推行伪钞，每斗小米一下涨到600元，上涨了17倍多。抢粮食。“在五台定襄一带，敌寇在各村成立‘粮食委员会’，进行粮食调查，勒令民众除留极少粮食外，其余全部缴敌‘保管’，然后偷偷地用汽车将粮食运走。”有的地方敌人还欺骗百姓说，把高粱玉米交给他们“保管”，以后还大米白面。
“请财神”，就是“绑票”，把一些富户抓进据点，拿钱拿粮来赎。
尽管又是“摊派”、又是抢劫，却仍然无法挽回驻华日军经济上的颓势。日伪统治区粮食奇缺，连汉奸报纸《新民报》也不得不承认：北京“米粮价格之增涨与日俱进，市民莫不叫苦，”天津“以面粉杂粮等华人主要食粮价格日见昂腾，实予日常生活上一大威胁，而渐化为重大社会问题。”“百团大战”后，伪币进一步贬值，物价如脱缰之马。日伪统治区的经济已是面临崩溃。驻华日军则供给难以维持，十分狼狈。从《晋察冀日报》1942年1月18日的一篇报道中，可以看出当时驻华北一些地区的日军已穷困到什么程度：据我们的调查，盂城、上社、下社、椿树底、河口、耿镇的敌人直到本月十六号还未穿上棉衣，在五台山上冰雪凛冽中，穿了棉衣的我们，还感觉着冷，而素不习冷的敌人穿着单衣在雪花与朔风中，其狼狈的情形是可想见了。
在粮食给养上，敌人就更加狼狈了。据抓去的民夫谈敌人每日三餐均吃杂米饭（即少许大米拌上高粱），而且每人只限吃一碗，当然吃不饱是事实，于是便只好出来抢劫，下社敌人曾经为了抢一个老太婆的窝窝头和大豆而打起架来，而菜蔬则以抢来的老百姓的南瓜和山药充之。老兵4人一小碟，新兵6人一小碟，每人吃不到三口便光了，至于肉，除了抢老百姓的羊牛鸡外，一个月不见荤是常事，鞋子破了便抢着和做工的民夫换，以致吓得民夫们再不敢穿好鞋了，烟卷早就不吸了，只有抢民夫们的旱烟过过瘾，最有趣味是敌各据点都点着大麻子油的灯，民夫问为什么不点煤油，敌人却无耻的说，我们抵制英美货所以不点煤油，真是十足的阿Q味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敌占区引发抢购潮，物价直线上升。这对原本脆弱的敌占区经济，无疑是火上浇油。而日本国内，则要求驻华日军不仅要做到经费自给，“以战养战”，还要更多地掠夺中国的物产、人力、变占领区为“大东亚圣战”
的供给基地。战后日方军史研究人员在谈到驻华北日军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的举措时，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值得注意的是，方面军的一般措施非常重视重要国防资源的开发和获取，这已成为治安战的一个主要目的。”
鬼子抽的烟需要空投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在1941年12月8日冈村宁次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日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的话大概要明确一些，他说：“今后为了对我国皇军全面作战有所贡献，应加强治安，开发并取得重要国防资源，提高当地自给自足能力。华北的国防资源及交通线的确保，其重要性更加增大，这已成为方面军的半个使命。”
这位安达参谋长，说的也还不是那么明确。如果说经济上的考虑，已成为日军的半个使命，那么，另半个使命是什么呢？或许还不如换个说法：“武力战就是经济战。”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驻华北日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保华北成为“大东亚圣战”的基地，一切都要围绕着这个目的运转。“因此，治安战的目的也随之有所变化。”
有些什么变化呢？是不是可以这样说，那些物产丰富、人口众多的地区的“治安”，在日本人心目中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呢？德国军事家克劳塞维茨有一句名言：“战斗力系于胃。”
日本陆军是深受德国影响的，冈村宁次本人也去过德国。
从冀中开刀（7）
想必他是知道这句话的。其实，何止是战斗力系于胃。
战役进攻目标也可以说是“系于胃”的。冈村宁次要进攻西安，有一个考虑，也是为了掠夺关中平原的谷物。可直到1942年3月，西安作战的请求仍迟迟未有答复，那么，冈村宁次只好退而求其次，转过头来“整顿治安”。如果他打开他的“统辖区”的地图，依照“有所变化”的“治安战目的”，他会从哪里开刀呢？■1942年3月，石家庄，冈村宁次的手指在军用地图上滑动着，最终指定冀中1942年3月，冈村宁次是很繁忙，很得意的。
月中，冈村宁次又南去徐州一带“视察”。16日，他来到徐州东北地区的柳泉煤矿，意外地发现这里不像别的地方日人经营的企业那样如临大敌，警戒森严。在厂地周围圈上高大的围墙，架设铁丝网，设置据点。并招募退伍日军士兵担任警卫，整个企业活像一个要塞。而“这座煤矿周围既无围墙，又无据点，完全显露在外。”且“矿警队全部为华人，无一日人。”冈村宁次到达该矿时，在矿长斋藤弼州陪同下，还饶有兴致地观看了这小小的几百人的矿警队表演的分列式。
冈村宁次很感兴趣地问这位“满铁”出身，在中国待过多年的矿长，如此简单的防备，如此信任中国人，就不怕中国人进攻或捣乱吗？这位矿长回答说：矿上拿出相当大的一笔经费，为周围村庄装设卫生及其他设施，发展福利事业。结果当地农民很感激煤矿，自然不会来破坏煤矿，而且“一旦发现情况，这些边缘村庄即向煤矿告急。”这种看不见的围墙、电网，比看得见的围墙、电网要管用得多。
冈村宁次听了“不胜叹服”，称赞说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日华合作模范地区”。冈村宁次还总结说：“我视察了几乎全部煤矿及其他企业。这些厂矿的经营成就如何，非我所能识别。至于警卫工作，因处于敌国境内，又在共匪猖獗的形势下，不能掉以轻心。”“视察华北全部厂矿后，发现负责经营管理的人们采用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在敌国境内办企业以安全为第一，因而全力加强警卫；另一种是掌握附近民心，谋求日华共存与间接进行警卫。前者占多数，经理人大多是初次从国内来华的公司高级职员出身；后者占少数，其经理人以在满洲和中国有多年经验者居多。”
“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冈村宁次是明白这个道理的。他当然“赞佩后者的作法。”不过，他在赞赏软刀子杀人的同时，并没有忘记挥舞硬刀子。
3月下旬，冈村宁次来到石家庄，召开联队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部署对冀中的“扫荡”。这次会议十分诡秘，至今仍不得其详。但据各方文献分析，也可略知其一、二。据战后日方出版物披露，“扫荡”冀中，虽说在2月份就已定了下来，但那时日华北派遣军的参谋人员正热衷于“西安作战”，进攻西安需要多少兵力、需要多少物资等倒都有详细的计划，而对冀中的“扫荡”，迟至“4月中旬”，才“制定了包括详细项目在内的作战实施计划。”因而在3月份的石家庄会议上，冈村宁次和他的部下们，不太可能讨论“扫荡”冀中的具体细节和作战安排，倒很可能讨论这样一些问题：进攻中共军还是重庆军？进攻中共军，又以哪一地区为主？采取什么战术为好？在1941年已予“共军”一年的“扫荡”、“蚕食”，“共军”势力已下降的情况下，在太平洋战争已爆发的形势下，在1942年，为维持华北“治安”，是继续打击中共呢，还是转而进攻国民党军呢？据日华北派遣军情报主任参谋横山幸雄少佐回忆，当时大家一致认为仍应以中共军为主要作战目标。对此“方面军内部并无任何争议。”与会者中，大概还有人记得去年的教训。1941年2月，日中国派遣军决定从华中抽调第十七、三七三两个师团回师华北后，日华北派遣军立即讨论如何运用这些部队，结果，“方面军第一个目标选在晋南的重庆军，这是由第一军发起，一直到中央一致同意的作战。”多田骏说，这次作战的目的“在于消灭和扫荡蟠踞在晋豫边区的中央军主力，消灭其在黄河以北的势力。”并希望“扩大和利用这次会战的战果，借以确保华北安定，并加强对重庆政权的压力。”当时也有人提出，“华北方面军的主要任务是剿共，现在把年度的第一个目标选定对重庆军，”这合适吗？因而，他们建议，“对于残存的重庆军可以置之不理，应以全力剿灭中共军。”但当时这种意见未被重视，大部分日军将领和参谋人员认为，“晋南的重庆军牵制着日本军三个师团，首先将其消灭，日军即可自由行动，那时候可以全力对付中共军。”当时国民党军在晋南中条山一带，有26个师约18万人的兵力。为此日军调动6个师团、2个混成旅团及1个骑兵旅团主力共约5万人，把从华北新调来的部队及在华北能搜罗到的机动力量几乎全押了上去。5月7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至6月15日，国民党军近20万人，有10万人被俘，2万人投降，日方认为这次作战“实施了彻底的包围作战，达到了消灭敌军主力的目的，收到事变以来罕见的战果。”取得“赫赫战果。”然而，“中条山会战以后，在新占据的地区内，以前的不安定势力即重庆军，被中共势力取而代之，逐渐浸透到各个方面，治安反而恶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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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华北派遣军第二科参谋山崎少佐，本来就反对进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这时见结局果然如他所料，不由半是悲伤半是埋怨地说：“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的确受到重大打击。但是这个所谓‘扰乱治安的游击基地’，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然而，当蒋系军受到打击失掉其根据地时，使虎视眈眈寻找机会的共军立即将其势力侵入该地区，取代蒋系军，确立了根据地。从此，华北的游击战便由中共军独占了。”
对此，也有人反驳说“共党势力向沁河河谷伸张，是因中条山会战后没有适当的措施。对于方面军来说，发动中条山会战歼灭了重庆军，使过去被牵制在该方面的日本军得到了行动自由，以后可以举全力对共军作战。”认为这一仗还是合算的。不难看出，这种反驳已是有些勉强和软弱。与战前的情况相比，原来占优势的意见，这时已变成弱势。原来不为人所重的意见，这时则逐渐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日本人很快就明白了，打跑了重庆军换来的那点“行动自由”，远远抵不上中共军带给他们的“烦恼”。因而，到了194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