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子进村-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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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过于慎重，不敢冒险的指挥官，在对华作战中，不会有多大战果。而另一方面，冈村宁次却又十分谨慎小心，并注意深入一线，接触实际。他说：“到任后或大战前后，都要首先巡视第一线兵团，这是我的信条之一。”仅到一线兵团还不行，冈村宁次还一定要找下级军官甚至士兵谈话，他说：“我一向主张每次访问前线部队，一定要听取军官、下士官以及士兵的实战经验。”冈村宁次讲，他“从任北满第二师团长，武汉第十一军司令官时起，便乐于到现场倾听下级指挥官、士官、士兵讲述战斗情况，并予以鼓励，至成习惯。”“否则便很不舒心。”冈村宁次就任华北派遣军司令长官后，仅一年，“便对所辖的华北蒙疆地区大致巡视一遍。”这样，就使得冈村宁次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从而制订作战计划时较少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彭德怀注意到冈村宁次这一特点，指出：冈村有很多本事，能实事求是，细致周密。每次进攻，他都要调查半年之久，做准备工作。没有内线发动配合“维持”，他不进行“蚕食”。他不出风头，不多说话，不粗暴，你从他的讲话里看不出他的动向来。他经常广泛地收集我们的东西，研究我们的东西。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既积极主动，又谨小慎微的对手。
正如彭德怀所评价的，冈村宁次“不出风头，不多说话”，是个挺内向的人。他自己讲，他的爱好是“饮酒、读书、下围棋及钓鱼。”据他的部下讲，他常“翻阅高级综合杂志”，写生画画得也不错。这也都是些内向的人的爱好。冈村宁次曾“认为自己适于搞情报，”做些不声不响的工作，不喜欢抛头露面。
或许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些爱好吧，因而他“不粗暴”，也不像有些日军将领那样难以相处。用中国的老话讲，此人是很懂得忍而不发的吧。冈村宁次，就是这样一个坐得住，也放得下架子的人；就是这样一个表面不言不语，实际工于心计的人，真是个令人难以琢磨的敌手。对冈村宁次这个人，有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中国抗日军民对他是恨之入骨的。在冈村宁次的回忆录里，他自己提到，抗战胜利后，
“在延安发表的战犯名单约二万多人，我被指定为第一号战犯，第二号战犯为曾任华北方面军的多田骏大将，第三号战犯为曾驻山东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中康中将。”冈村宁次说，中共方面始终抓住他不放，“中共方面坚决主张把我定为第一号战犯，直到1949年初与李宗仁谈判时，还要求将我引渡共方，作为谈判的一项条件。在我回国以后，至今仍不断看到报纸上对我的责难和攻击。”冈村宁次对中共方面“不依不饶”的态度，对自己“荣登榜首”的事实，很有些“委屈”和不解，他说：在当地对我个人的战犯问题，是从1945年12月初提出的。然而关于战犯问题中国方面特别重视战争中日军的暴行，其中重大事件有南京战斗等四处。我虽始终在中国战线工作，幸运的是这四处的战斗均与我无关。在冈村宁次看来，他这么一个致力于“日华提携”的人，他这么一个有着许多高雅爱好的人，怎么成了头号战犯了呢？下面，我们先不去引用当年起诉书中的文字和数据，也暂且承认冈村宁次在1937年没有直接参与南京大屠杀，我们就从冈村宁次自供由他一手策划和指挥的冀中“五一”大“扫荡”看一看，他还有什么“委屈”可讲，还有什么道理可说。
如果说，南京大屠杀，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城市犯下的罪行，那么，“五一”大“扫荡”，则是日本法西斯军队在中国乡村欠下的血债。
可就是这么一个双手沾满中国人鲜血的刽子手，还偏偏有那么一些中国人对他深表同情和理解。冈村宁次说：“战争结束后，据由重庆来南京的旧友透露，重庆方面一些我的友人，都为我庆幸。”
据冈村宁次的日记，1945年12月18日蒋介石来到南京，仅过了5天，也即12月23日，蒋就迫不及待地会见了冈村宁次。冈村宁次在日记中，记载了当时的谈话要点：蒋：您身体健康吗？生活上如有不便，请勿客气向我或何总司令提出，尽量给予便利。我：深感厚情，生活满好。
蒋：从何总司令处得悉接收顺利进展的情况，殊堪同庆。日本侨民有何困难，也请提出。
我：目前没有，如发生困难，当即奉告。
蒋：中日两国应根据我国孙文先生之遗志，加强协作实为至要。
我：完全同感。
冈村宁次说，“蒋委员长”始终面带微笑，和蔼近人。他特意安排了这次会见，以好言相慰，深感敬佩。
这不像是一个战胜国元首与一个敌国败军之将之间的会见，倒像是多年未见的老友的重逢。
冈村宁次（4）
可能就是因为冈村宁次有这么多的旧友吧，最后，他竟然逃脱了中国人民的审讯，社会正义的法庭，回到了日本。
日本人，特别是冈村宁次的部下，对他则是大加赞美，极力吹捧。说他“在统率及作战方面都是罕见的名将。”是“兼备明智、卓见、果断、意志坚强等优秀品质”的人才。说他“最后成为百万中国派遣军的总司令，乃是理所当然。可惜为时过晚，实为遗憾。”冈村宁次，真的是如他的部下所言，是个如此完美，如此出色的“名将”、“天才”吗？当然不是。首先，冈村宁次在作战上也无法摆脱日军那一套陈旧而机械的教育方法，在指挥上决非像他的部下吹嘘的那样指挥若定，料敌如神。就是在冈村宁次颇为自得的武汉会战中，他的指挥也屡屡出现重大失策，以致参加过武汉会战的原国民党将领，回忆起当年的战况时，竟发出“不知畑俊六和冈村宁次当时是怎样想的”感慨。
其次，冈村宁次在为人上，也有虚伪、冷酷、不敢面对现实的一面。
冈村宁次自称是极其关心日军军风纪的，声称要“勿蹈南京事件之覆辙，”为日本军队“掠夺、强奸、放火的情况很普遍而感到叹惜。”他甚至别出心裁地提出了一套“从中国姑娘的眼神可以看出当地的治安情况的好坏（也包括日本兵的军纪）”的“理论”：绝对见不到姑娘们的踪影。系惧怕日本兵的佐证。治安不好。
对我们的汽车、卡车感到稀奇而远远地从窗口眺望，治安稍好。
在上项情况下，走出家门口眺望，中国姑娘神态自若地走在有日本兵往来的街道上。治安良好。冈村宁次这一套“理论”，倒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那么既然如此，在这位如此关心军纪，而又大权独揽的司令官先生的统率下，至少华北日军的军纪应该是有所改善吧。下面我们就会看到，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日军，在冀中是怎么样的“军纪”，给冀中妇女带来的是怎样的苦痛。冈村宁次为人十分冷酷，不择手段。他自己在回忆录中说：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
昔日的战争时代不存在“慰安妇”问题，谈起战争，深感内疚，因为我是“慰安妇”计划的创始人。1932年上海事变时，曾发生两、三起强奸案，我作为派遣军参谋副长曾仿效当地海军，请求长崎县知事召募“慰安妇团”，其后强奸案未再出现，令人感到欣慰。现在（指1938年——引者注）几乎各兵团都有“慰安妇团”随行，已形成兵站的一个分队。原来，冈村宁次还是名声狼藉的慰安妇制度的始作俑者。为了解决军队士兵的性饥渴，甚至可以牺牲本国妇女的自尊，多么冷酷无情。
如果说冈村宁次对他对本国妇女犯下的罪行还有那么一点内疚的话，那么，他对于自己在中国犯下的罪行。简直连一丝悔恨也没有，而且不仅没有悔恨，甚至还死不认账，颠倒黑白。在他的回忆录里，专门有一段谈到“三光”
政策，他说：这次就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以后，几经思考，于1941年11月3日的明治节，向司令部全体高级军官作了训示，首先朗诵明治天皇所作诗句“国仇固当报，仁慈不可忘”，然后带领大家高呼“灭共爱民”。在那以后，我认为贯彻爱民方针至关重要，又提出了“戒烧、戒淫、戒杀”的标语训示。顺便提一句，日、中的共产党把我的三戒标语篡改成“冈村宁次的可烧、可抢、可杀的三光政策”大肆宣传。令人惊奇的是，甚至日本进步学者的著作中也引用了这种宣传。因纯属无稽之谈，毋庸置辩。
鬼子出村（1）
冈村宁次说是“毋庸置辩”，其实还是辩了。只是他觉得有些话从自己口中说出来或许不那么方便，便借用了“原中国派遣军所属师团长船引正之”的话来替自己狡辩。这位师团长的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岩波书店出版的《昭和史》中载有：“冈村宁次大将率领的华北方面军于1941、1942年进行大规模扫荡战，施行了中国方面称为三光政策的残酷战术——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竟然生搬一方面的史料，并煞有介事地予以发表，实为可笑。再说，这个三光政策与事实完全相反。（中略）冈村大将新阵前训的第一项便是“戒烧、戒淫、戒杀”三戒，这点我记忆犹新。每天至少在点名时听到一次列队高呼“戒烧、戒淫、戒杀”之声。日军在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的大“扫荡”中执行了“三光”政策，这是每一个敢于正视历史的人公认的事实，本来也是“毋庸置辩”的。可既然这些当年的司令官、师团长们硬是闭着眼睛说什么“三光政策一词，我们尚属初闻。”我们也只好多说几句。为了不“生搬一方面的史料”，我们就不用中国方面的史料，而用日本方面的史料来证实这一事实。一位冈村宁次当年的部下，独立步兵第42大队士兵三神高，在一篇题为“试胆——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的文章里写道，1942年8月上旬，当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临清、馆陶、邱县一带进行大“扫荡”时，每逢攻入村庄前，上司都要下达这样的命令：“男人全部抓起来，家畜也集中，好吧。临走时候点把火！”这样的命令，在进入哪个村子时候也都是这样传达的。鬼 子 进 村冈村宁次的另一位部下，59师团54旅团独立步兵111大队曹长种村一男也供认，1943年5月，他所在部队在山东省莱芜县、章邱县一带进行“肃清讨伐”行动时“我的中队是支队，和本队分开后见人就杀，见村就抢，到处破坏。”日本兵进村的情景是这样的：
“冲呀！”他们托着枪，随着率先跑向村子的分队长，一齐闯进了村子。三神忘掉了脚疼，也跟着飞跑过去。可以听到老婆子和孩子们的哭喊声，混杂着猪的叫声。部队也好像是到了村里，可以听到士兵的大喊声，农民的咒骂声，女人的惨叫声和孩子的哭叫声，猪和鸡垂死的叫声等等。这些声音掺杂在散乱的人们到处奔跑的脚步声里。日本兵离村时的情景则是：日军43大队蜂拥来到临近渤海湾的滨县东北十几公里的这个村子，是1944年快要结束的11月22日一个阴沉沉天气的傍晚时刻。“日军”走过之后寸草不留。这是中国人民痛切的控诉。1000多名日本军住过一夜的村子，样子就完全变了。在所有的道路上，到处都丢着猪头、鸡爪，鸡毛乱飞。从房屋门口到院子前面，高粱、小米、面粉、衣服，各式各样的布头，扔得到处皆是，连落脚地方都没有。当然，这还是指“哪里都看不见人影”的村庄。日军只能是烧光、抢光，无法杀光。无怪日军士兵在谈到所谓“讨伐”，也即“扫荡”时，是这样认识的：比战斗更重要的是践踏所到之处的农家，杀掉牛、猪、鸡，把凳子或是农具——有时连棺材也当作劈柴。用搜罗来的油和面粉烹调成“野战饭菜”来吃，这就是所谓“讨伐”。如果去“讨伐”，酒和女人都会有的，赌博的“资本”也有了，但别把性命丢了。这就是“讨伐”。这是老兵们的口头禅。冈村宁次等人不敢正视这些事实，还在那里大谈什么“戒烧、戒淫、戒杀”，这才真是“实为可笑”。
冈村宁次也不是老那么“沉着”，具有军人风度。1949年1月26日，上海军事法庭宣判冈村宁次无罪，冈村“突然接到这一可喜的命令，心情反而紧张。”又是忙着收拾行装，又是急着联系汽车，29日一早，即乘美国船仓惶出逃，“由于匆忙动身归国，竟未领取国防部的判决书。”事后他还心有余悸地写道：“我再次幸免于难，过去不止一次幸免于难，可谓幸运儿了。”
此时此刻，这位连判决书都没有领取的“幸运儿”心里，恐怕只有逃脱了法网的庆幸，离开了中国的惊恐，哪里还有什么“沉着”、“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