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女孩刘亦婷-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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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留在用大刀、长矛、马车、木船的时期。
因为科技生产落后，中国的军事国防也非常落后，满清政府镇压农民起义还可以，可一与别国交战就不行了，僧格林沁在道光年间，有一次带着三千名清朝最英勇善战的骑兵与英国交战，结果被洋枪、洋炮打得落花流水，带着七人七骑逃回京城。
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比别国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造成落后的就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制度。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谁掌握了皇权，全中国就变成了他（她）的私有财产，他（她）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在他（她）的心中，看一件事的可否第一位是看对自己的权力是维护还是危胁，而不是看对民族的繁荣昌盛有没有帮助。
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扼杀百日维新就是一个例子，光绪的变法里，要设置洋学堂，学习天文、数学、军事。慈禧太后就不高兴。加上变法里还要成立上下两院，实际上扩大民权，缩小皇权，大事就是议会说了算了，皇权就是名存实亡了。这就对慈禧太后的专治造成极大的危胁。她当然要反对。她囚禁了光绪，然后废除了新法，并对康有为等人进行扼杀，可是没有完全得逞，康有为和几人逃到了国外，从此新政就失败了。
仅此一个例子就可以证明，封建专制制度是民族繁荣昌盛的大敌！
怕做井底之蛙，寻求高水平竞争
当婷儿在我们的指导下迅速进步，四上期末稳拿班上的第1名时，她所在的“乱班”情况却在进一步恶化。四上开学时学校本来换了一位很能干的班主任教语文，可是到了四下，学校又安排她兼任总务科长，家长们都认为，学校是要放弃这个班了。
我们深知，由于整体水平低，婷儿这个第1名可能只赶得上重点小学的第二十几名，要想刺激婷儿有更大的进步，需要给她提供一个高水平竞争的环境。于是，我们开始考虑出钱给婷儿转学。就算遇不上很好的老师，只要能把婷儿转得近一点，每天省下两个小时的路途时间自己搞训练，进步也会相当可观。
恰好，有一个周末泱泱来玩耍，我问了一下他们班的情况。泱泱非常自豪地告诉我，他们的班主任廖丽琼是“优秀班主任”，他们的班级是“优秀班集体”，他们班刚好转走了两个同学，她希望刘亦婷能趁此机会转到她们班上来。
张欣武一贯主张“好事要抓紧”，我赶紧到泱泱家进一步了解情况，泱泱的父母对廖老师也赞不绝口。张欣武听了我的“汇报”之后，当即决定尽快“投奔”廖老师。在泱泱父母和廖老师及刘惠英老师的热心帮助下，商业场小学只象征性地收了一点转学费，婷儿第二个星期就成了廖老师班上的新同学。
这次转学对婷儿的心理成长意义重大。第一次单元测验，婷儿只排到班上第17名。这个名次非常形象地印证了爸爸妈妈的话：“乱班”的第1名只不过是“井底之蛙”，跳出井口看一看，就是在商业场小学冒尖儿，世界也还大着呢！
明日了这个道理，婷儿理解了骄傲自满是多么荒谬可笑。后来她多少次取得足以令一般人骄傲的成绩，也始终没有被骄傲情绪困扰过，因为她早已习惯于“把已有的成绩全都归O”、只有这样，才有机会进入更高层次的竞争。
商业场小学是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教学点，这是婷儿转学前享用不到的教育资源。转学后，我们让她不断向老师提出参加奥校学习的请求。老师们都惊讶地说：“简直难得遇到这么爱学习的娃娃！”在廖老师的推荐下，奥校的吴春蓉老师破格接受了她&；#0；一别的学生都是从二年级开始学的。
高难度的学习对婷儿的吸引力非常大，爸爸在理科方面的指导能力也提前派上了用场。没过多久，婷儿遇上了当年的“华罗庚小学数学金杯赛”，婷儿勇敢参赛，如愿得了个“四年级一等奖”。当时我正在湖北的医院里照顾刚做了直肠癌手术的姥姥。面对这样可爱的“慰问品”，姥姥欣喜地说：“这简直是我的特效药！”
可以说，转学和上奥校改变了婷儿的发展进程。尽管当时还无法预见后来发生的一切，但我已经本能地预感到，婷儿的智力发展将出现重大突破。
这个数学“一等奖”明显地激发了婷儿对数学的兴趣，从此以后，除了必要的作文训练之外，婷儿为高难度的奥校训练自觉投入了大量时间，学得兴致勃勃。我们非常看重婷儿这方面的努力。尽管中国的大学实行文理分科，可是爸爸却反复强调：只有文理并重的学生，才会有更大的前途。何况婷儿升初中时，也需要她在数学方面出众，去打开重点中学的大门。
奥校的学习属于典型的高水平竞争，尤其是在五年级进行了一次淘汰之后，竞争范围已经超出了班级和学校，变成了东城区各校数学优等生之间的竞争。婷儿虽然只是“半路出家”，比别人晚学了两年半，仍然在六下的全国比赛中夺得了成都市二等奖和四川省三等奖，又一次尝到了“只要肯干，就能出色”的甜头。
婷儿为数学奥校付出的心血得到了超值回报。她凭借教学优势，不仅在白热化的初中入学竞争中战胜了大多数对手，如愿进入理想的中学，还使她在中学依然保持各科成绩齐头并进的态势。如今在哈佛大学，婷儿虽然不具备美国同学的英语优势，但她文理皆优的学习成绩仍使她稳居优等生之列。
我曾在报纸上看到一位素质很好的早慧女孩儿两次高考失利的故事，我认为她的问题是在于缺乏一个高水平竞争的学习环境，使她的学习潜力没能有效地被激发出来。如果她的父亲能重视好学校对好学生的激励作用，中国多半又会多一个出色的少年大学生。
学习巴金爷爷，认真修改作文
作文和数学一样，需要日积月累下功夫，但也有一些可以通过单项训练来强化的技能。为了提高效率，爸爸建议尽量采用口头作文的办法，这样，用笔写一篇大作文的时间就可以用嘴巴搞十来个作文训练了。婷儿的“列提纲训练”、“找主题训练”、“细节描写训练”、“场面描写训练”等，主要都是在小学后三年用口头作文的方式进行的。
婷儿转学之前，已经报名参加“巴金杯小学生作文竞赛”。我专门陪她到成都西边的“巴金纪念馆”转悠了好几个小时，找到不少可写的素材。虽说后来因为转学后不能重新报名而失去了参赛资格，这次“备战”过程还是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巴金手稿上多处精心修改的痕迹，使婷儿彻底消除了对修改作文的抗拒心理。婷儿准备的参赛作文之一，就是以自己的转变过程写成的“给巴金爷爷的信”。
敬爱的巴金爷爷：
您好！
我叫刘亦婷，是成都市xx小学四年级二班的学生。我从您给故乡孩子的回信中得知，您身体有病，不知近来有无好转？我作为您的小同乡、小读者，多希望您能早日康复，回来看看故乡的新面貌啊！
今天，我给您写这封信是要告诉您一个“秘密”。
我有一个毛病，最讨厌修改作文草稿，可妈妈却老是要我反复修改，真是烦人极了！有一次打草稿的时候，我干脆不留修改的空白位置，看妈妈叫我在哪儿改！当然，最后，我不得不按妈妈的要求重写一遍。可我心里却很不服气，心想：改不改草稿有什么关系！但我真正认识到自己的不对，还是在慧园看了您的手稿之后。
那天，在慧国古色古香的紫薇堂，我在一排陈列柜里，看到您写的《随想录》“后记（新记）”的手稿。手稿上，有许多修改了的地方，这使我感到十分惊奇，心想：怎么？巴金爷爷这样的大作家写文章还要修改吗？我倒要看看巴金爷爷是怎样修改文章的。我看到您在一个地方把“我对自己说。。。。”改成了“我不断安慰自己：。。。。”还有一处，您把“我写写停停，终于。。。。”改成了“我写写停停、停停写写，终于。。。。”修改以后，确实比原来更准确、更生动了！我还数了一下在这张15行的手稿上，居然删改了十来处！这个数字强烈地震动了我、当时，我已经从介绍您生平的图片中知道，您是世界知名的大作家，有着辉煌的文学成就，光是在国际上就得过好几次奖、可您对自己的文章还是这样一丝不苟。而我，只不过是个四年级的小学生，正是刻苦学习的时候，却连作文草稿都懒得修改。这样怎么能够学到真本领呢？想到这里，我的脸都羞红了。
打那以后，我再也不讨厌修改草稿了，作文也有了明显的进步。老师还说我再加一把劲儿，还要把我的作文推荐到《成都晚报》的“苗地”专栏去发表呢！如果真有这一天，我一定会把发表的作文寄给您看。
巴金爷爷，您可要好好保重身体，等着听家乡孩子的喜讯呀！
祝您
新年快乐！健康长寿！
爱您的刘亦婷
1991年1月12日
有了修改作文的愿望，婷儿顿时感到自己的词汇太贫乏了，尤其是在描写人物动作神态时，老是需要向我们“借词”，才能修改到满意的状态。我说：“既然你的词汇库里材料不足，还不如集中进一次货呢！”婷儿高兴地说。“好哇好哇，快告诉我这种货该怎么进吧！”
我找出姥爷送给我的一套《写作技巧》，让婷儿翻阅上面的各种词汇分类表，婷儿顿时被汉语词汇的丰富、细腻、生动、传神“吓”得直吐舌头。我告诉婷儿：“只要你平时用心积累词汇，几年之后，你掌握的词汇将远远超过这本书上所收集的。考虑到小学生的作文是以写人叙事为主，咱们急用先学，先在脑子里储备一批描写人物的词语，你就不会词到用时方恨少了。”
于是，婷儿就在1991年襄假拿出几天写日记的时间搞“人物描写词语训练”。她每天往日记本上抄一大堆词语，7个单项的词语，并抄写了10页。
后来，吴老师也对婷儿说：“小学生作文主要是练习运用各种词汇，不怕你用得不够准确，就怕你肚子里的词太少。用得不准进了初中再规范也来得及，如果肚子里没词，你让老师咋个来规范嘛？”
走出家门校门，到农村去观察
转学后的头一个期末，婷儿的名次就由17名上升到前3名。奥校的飞跃使婷儿的数学冲到了前面，廖老师丰富的语文教学经验，让婷儿的语文成绩也在迅速进步。
我们认为，商小的教学质量和婷儿在四年级的表现，标志着她在学习上已经走上正轨。下一步的培养重点，应该转向开扩眼界和增加社会知识上，以便为婷儿的持续快速发展铆足后劲儿。
刚好，报纸在四下的暑假登出了一条新闻：成都附近的农村形成了一个鲜花生产基地。我们决定带婷儿到充满诗意的花乡去，观察真实的花农生活，并搜集一批作文素材。
这个有趣且有益的下午，真实而生动地保留在婷儿的日记本上：
1991年7月4日（10岁时）
花乡之行
放暑假了，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到花乡…………三圣乡去看花。遇到了许许多多的新鲜事儿和热心人，还长了不少见识。
（一）花农大婶儿
我们在高店子（三圣乡的一个镇子）下了汽车，往四周一看，只有几个卖李子、西瓜、梨等水果的小摊儿、矮小的房屋和一张收购白兰花的广告，一朵鲜花也没有看见。突然我发现了“新大陆”，对妈妈说：“看，那儿有个卖花的。”说着就向那里走去。爸爸妈妈也跟了上来。爸爸问那花农：“请问花圃在哪？”那花农说：“沿着这条路走个一里多就是。”说完就骑着车走了。我们听了他的话，就顺着他指的路往前走去。走了半个来小时，就走出了镇子，四周是绿油油的田地，就是没花。我们议论起来，看到底是走还是回去。
这时，一个衣着朴素的农民大婶儿提着菜篮子从旁边经过，笑眯眯地问我们：“你们是来看花的吧！”我赶紧回答：“是的，怎么没看到花呢？”大婶儿说：“你们来得不是时候，要早晨来，花才多呢！”妈妈问道：“那这儿的花圃呢？”大婶儿回答：“这里是种菜的队，不许种花，种花要罚款。”我一听就乐了：“嘻，乡下的怪事可真多，连种花都要罚款。”爸爸告诉我：“这就叫计划经济呀！你想，要是种菜的都去种花，城里人吃菜怎么办呢？”一席话，又把我逗笑了。妈妈问：“那为什么报纸上还说这儿是花乡，而且成都币的鲜花大部分是从这儿运去的呢？”大婶儿说“还有种粮食的队嘛！花都是种粮队种的。我们家就是种花的。”我急忙问：“那您一定知道花圃在哪儿吧！”她回答说：“当然知道，顺着这根路往下走，跟着这块人，就到幸福村了，种粮队就在幸福村。”我觉得很有趣：路论“根”，人论“块”！但我没说出来，只是笑了笑，对她说：“谢谢您指路。”花农大婶儿很高兴，就说：“我送你们几朵花吧！说着就把篮子放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