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菲的选择-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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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作家？”他又问道，急切地点着头，好像还在为此惊讶。他靠在苏菲身上，用手紧紧抓住我的胳膊，那黑色、阴郁的眼睛直盯着我。我这时才感觉到他的那股热切劲儿。他大声地对我叫道：“你知道吗，我想我们会成为真正的好朋友！”
“对，我们都会成为好朋友的！”苏菲附合着他。火车钻出阴森的隧道来到布鲁克林南边。快接近海边了。这时，一束阳光直射进车厢，苏菲的脸被照得光彩照人。她的脸与我挨得很近，充满幸福的红靥。她又用手臂把我和内森的胳膊连接起来，那种亲近让我有些感动。她嘴角残留的一丝香肠拖到我的手边，我用拇指和食指把它摘了下来。“噢，我们会是最好的朋友！”在火车轰隆隆的嘈杂声中，她用颤抖的声音高叫着，并在我胳膊上捏了一下，当然没有轻佻的意味，而是意味深长的。这是一个表示肯定的信号，是向一个新朋友表示她对他的信任与影响。
他们的和解真令人难以接受，我默默地想着。这真不公平，让内森来做这么一个美妙绝伦的战利品的管理者。不过，有面包屑总比一点没有要好一些。我也笨拙地捏了一下苏菲。这可是一个害单相思的人的动作。我做这一切时，发觉自己是那么猥亵，以至我的阳物都有些胀痛。早些时候，内森曾说他会在康尼岛给我找个姑娘，他认识一个叫莱斯丽的“味道不错”的姑娘。这让我觉得有些安慰。我尽量用淡泊的心情看待自己永远充当的次要角色，并把裤子里胀起的玩意儿悄悄地按下去。这有些无趣，但我努力说服自己：我还是高兴的，这肯定是我记忆中最高兴的一天。就这样，我决定耐心等待幸福时刻的来临，看看这美丽的礼拜天会给我带来什么。
我打起了盹。苏菲近在咫尺，赤裸的潮湿的手臂靠着我，身上发出像麝香一样的阵阵幽香，毫无疑问是那种波兰式的杂香。我胡思乱想着，在睡梦的波涛里飘荡。我开始做起梦来，在梦里回到早些时候我无意间偷听到的那一场景：苏菲和内森躺在杏黄｜色的床上。我无论如何也赶不走这个场景。还有他们说的话，他们疯狂的爱语像大雨一样倾盆而下！
接着那景象突然一亮，从我的梦中慢慢消逝不见了。我耳边响起了另外的声音，吓得我一下子坐了起来。这是昨天狂乱吵闹中的那些话语。真的是从内森的嘴中听来的吗？不，我想起来了，是后来他们那没完没了的打闹时，从天花板上传下来的，伴着音乐和哭喊声。如果不是因为里面带有一种令人十分恐惧的感觉，人们还以为是佯装出来的气愤。那声音说：“你——还——不——明——白——吗，苏菲！我们——就要死了！——死了！”
我猛地颤抖起来，好像有谁在隆冬时节把北冰洋撕开了一个大口子。这就是那种所谓的预兆吧。这种又冷又湿的感觉困住了我。天很快黑了下来。我突然一阵心慌，想要冲出车厢逃离这地方。如果真如当时所想，我在下一站下车，匆忙回到耶塔公寓，取出行李一走了之，就不会有下面的故事了，或是说根本就没有故事可讲了，但我却让自己到了康尼岛，帮助苏菲实现对我们三人的预言：我们要成为最好的朋友。
第四章 教授的女儿
“我小时候住在克拉科夫，”苏菲对我说，“我家在一条宛延的老街上，在一幢古老的房屋里，离大学不远。那房子很古老，我相信其中一部分修建于好几百年前。奇怪的是，你知道吗，那幢房子和耶塔公寓是我住过的仅有的两个地方。我是说真正的房子。因为，我在那儿出生，并度过了整个童年时期，结婚后还住在那儿。直到德国人到来之前，我才不得不到华沙住了一段时间。我很喜欢那房子，非常幽静，四楼上有很多阴凉之处。很小的时候，我就有了自己单独的房间。街对面也有一幢老房子，烟囱是弯的，白鹳在那上面筑巢。白鹳，不会吧？很好笑吧。好了，不管它了。总之我记得那烟囱上的白鹳，它们就像我在德国读过的格林童话一样。那些书我记得十分清楚，封面上的颜色，上面的鸟和人。在学会看波兰语时，我已能看懂德语。你知道吗，我甚至在学会说波兰语之前就会说德语了，所以以后我第一次进教会学校时，我就能用德语去骗骗别人。
“你知道，克拉科夫是个很古老的城市。我们的房子离市中心广场不远。广场中心是一栋很漂亮的建筑，大约建于中世纪时期，它的波兰名字叫Sukiennice，在英语里应该是纺织大厦之类的意思。那里面是一个大市场，买卖各种各样的布料和纺织品。圣玛丽教堂上有一个钟楼，很高，但并不敲钟报时，而是由真人站在栏杆前，吹号报时。晚上，那声音很美，有一种很悠远、忧伤的感觉，有些像巴赫管弦乐组曲中的号角声。这声音总让我想起神秘的古时候。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总爱躺在黑暗的房间里，听着楼下的马蹄声。波兰那时还没有多少汽车。快要睡着时，我总能听见那些人在钟楼上吹号，那么忧伤、遥远。那时我总是想着时间这个神秘之物。要不，我就躺在那儿想着钟。在我家走廊里有一个很古老的座钟，是祖父母传下来的。有一次我把后盖打开了，钟仍然走着，我朝里看去，看见了里面所有的杠杆、齿轮，还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红宝石。于是，到了晚上，我就躺在那儿，在钟里尽情发挥着一个孩子的想象：我吊在那大钟里的一个弹簧上，看着那些杠杆摆动，各种各样的齿轮转动，还有那美丽晶莹像我的头一般大小的红宝石。想着想着便睡着了，带着那钟进入了梦乡。
“噢，克拉科夫留给我的回忆太多，太多了。我简直无法一一描述！那是多么好的年代啊！那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黄金岁月，即使波兰这么一个贫穷的还在经受内乱的国家也是如此。内森认为我在夸张我的那段好日子。他总是挖苦波兰。我告诉他我的家庭，以及我们过着多么文明的生活，你能想象的最好的生活。真的。……你们在星期天玩什么呢？……他对我说，……朝犹太人扔土豆吗？……你瞧，他能想到的波兰就是如何反犹，而且总是讽刺挖苦，拿它来开玩笑，这让我觉得很伤心，因为确实如此，我的意思是说波兰的确以反犹著称。这让我觉得十分羞愧。就像你，斯汀戈，就像你面对南方对有色人种的歧视和虐待一样。不过我告诉内森，不错，波兰的确有过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但他必须明白，真的，必须理解，并非所有的波兰人都像这样，还是有一些好人、正派人的，比如说我的家人，他们……噢，这一切都让我为内森感到伤心，他太……他完全被困扰了。我想我得换个话题……
“对，谈谈我的家人。我的父母都是大学教授，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回忆总与大学有关。那是欧洲最古老的大学之一，大约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除了教师女儿的生活之外，我几乎不知道还有其他类型的生活。或许这就是我对那时的记忆总是那么美好的原因。斯汀戈，将来你一定要去波兰看看，写一写她。她太美，太令人伤感了。想想吧，我在那儿生活的二十年，也就是波兰仅有的自由的二十年。我的意思是，那也是波兰几百年历史上惟一的一次自由！我想，难怪父亲常常说，那是波兰最阳光灿烂的日子。因为这是第一次完全的自由，知道吗？在大学和中小学里，你可以学到任何一门你想学的功课；人们尽情享受生活，学习，读书，听音乐，在春季夏日的周末到乡间度假。有时候我都觉得，我对音乐的热爱不亚于对生活的热爱。真的，我们总在听音乐会。我小时候住在这所房子……这所古老的房子里，晚上我总是醒着躺在床上，听妈妈在楼下弹钢琴，舒曼，或是肖邦，要不就是贝多芬，史卡拉特，巴赫。她是个不错的钢琴家。我就躺在那儿，听着音乐在屋子里飘荡，觉得是那样温暖，舒适，安全。我总想，没有人有我这样的父母，有我这样的美好生活。我还会想，我长大成｜人后会是什么样子？也许会结婚，嫁给一个像父亲那样的优秀教授；也像母亲那样当个音乐教师，演奏美妙的音乐，和教孩子。这样的生活太美了！
“我的父母都不是克拉科夫本地人。我母亲出生在洛兹，父亲是卢布林人。他们在维也纳读书时相识。父亲在奥地利科学院学法律，母亲则在同一城市学音乐。他们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经常去做弥撒，上教会学校。但并不是说我是个狂热、顽固的宗教狂。我十分信奉上帝，但我的父母并不如此……你看，我不知道英语该用哪个词，法语好像是……是的，严厉。他们并不那样。他们非常开明，甚至可以说是社会主义者，总是投劳工党或民主党的票。我父亲仇视毕苏斯基。他说，这个人比希特勒更仇恨波兰。毕苏斯基死的那天晚上，父亲喝了好多荷兰杜松子酒以示庆贺。他是个和平主义者。尽管他总是喜欢谈论波兰那段好日子，但我知道他很郁闷，很焦虑。有一次我听见他对母亲说——那已是1932年了，我听见他用一种忧郁的声音说，这日子不会长久了，就要打仗了。命运总是不让波兰永远和平安宁下去。我还记得，这话他是用德语说的。在我的家里，我们说德语的时候比说波兰语的时候更多。至于法语嘛，我在学校里说，而且相当不错，但我觉得不如德语那么容易。这就是维也纳对我的影响。我父母在那里住了很长时间，父亲在那里当法律教授。那时学术界都用德语交流。母亲做得一手相当出色的维也纳风味菜，当然她也烧波兰菜，不过波兰菜还没有形成为一个菜系。至今我还记得我们在克拉科夫那间大厨房里做的那些菜，噢，还有她做的那些美妙无比的甜食，有一道叫梅特尼布丁的东西，里面有栗子、黄油和桔子皮。
“我知道，我这样唠叨会让你心烦，不过我父母真的都是很出色的人。你瞧，内森现在很不错，很平静，他正处于良好状态之中。说……状态……，对吧？但如果他处于不良状态，正在气头上的话，就会像你第一次看见的那样，我这样说他，他便会对我尖叫，不停地骂我是反犹的波兰猪。噢，我从没听过他骂的那些脏字，不管是英语的，依地语，还是别的什么语言。他总是骂着同样的话：……你这肮脏的波兰猪，你要杀死我了，就像你们这些肮脏恶心的波兰猪杀死犹太人一样！……我想和他说话，但他根本不听，只顾气得发疯。我也知道，在这种时候跟他说波兰人的好处，跟他讲像父亲那样的人，根本没用。我父亲生在卢布林，那时还由俄国人控制着，有许许多多的犹太人在那里惨遭屠杀。父亲年轻时，曾和他的一个当教士的哥哥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地将三个犹太家庭藏起来，躲过了那场大屠杀，躲过了那些哥萨克士兵。这是妈妈告诉我的，因为父亲从不愿提起这事。但我知道，如果在内森怒气冲天时对他说这些，他只会骂得更厉害，说我是又臭又脏的波兰骗子。噢，那种时候，我只能对他耐心些。我知道，那时的他十分虚弱，状况十分糟糕。然后，我只能走开，一声不吭地想想别的事儿，等着他把气发完。到时他又会对我非常和蔼、温柔，充满柔情蜜意。
“我第一次听父亲说起大屠杀，已是十年前的事了，也就是战前一二年吧。那是报纸上刊登纳粹对德国的犹太教堂和犹太商店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毁的时候。我记得父亲第一次提到卢布林的那次大屠杀。他说：……先是从东边往西，这次是从西边往东。……我并不完全懂他的意思。我想，大概是因为克拉科夫犹太人居住区的犹太人不像别的地区那么多吧，不管怎样说，我觉得他们和我们并没有什么不同，也不该受到迫害或成为牺牲品。我想我还不怎么懂事。那时，我和卡什莫尔结了婚。你瞧，我结婚很早，太年轻了，还像个小姑娘，以为美好的生活会永远这样舒适、祥和、安宁地继续下去，妈妈、爸爸、卡什莫尔还有卓娅（这是我的昵称）幸福地生活在这幢大房子里，吃着别致的波兰菜，看书，学习，听巴赫的曲子，直到永远。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那么傻。卡什莫尔是数学教师，我是在父母所在的大学为青年教师举办的晚会上认识他的。结婚后我们曾打算去维也纳，就像我的父母那样，卡什莫尔到奥地利科学院读数学博士，我学音乐。我从八九岁时便开始学弹钢琴，到那里后可以在名师弗罗·西曼的门下继续深造。她曾教过我的母亲，尽管那时她已经很老了。但就在那年，奥地利被吞并，德国人涌进维也纳，形势变得严峻起来。父亲说，战争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