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知道的自己-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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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心理治疗在中国的发展上看，前景还是乐观的。毕竟我们已经开始改变，尽管速度还不太令人满意。在我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武汉大学附属人民医院的王高华教授告诉我，他做主任的精神科将把三分之二的病房做成开放式病房，其远见卓识令人钦佩不已；杨德森教授和肖泽萍教授提议在精神病学年会上做与心理治疗有关的讨论，则是一个可能使二者相互影响、补充和融合的良好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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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个体的命运，从来都是全人类命运的缩影。一个没有善待精神病人的社会，决不是一个宽容的、先进的社会。精神病人作为个体和群体，如果他/她/他们的命运得不到改善，整个人类的命运也是岌岌可危的。从狭义上来说，精神病人的命运，是跟精神科医生的地位和价值联系在一起的；绝不可能出现精神病人地位低下而精神科医生被社会重视的情况。遗憾的是，我们很多医生，在做着既打击病人同时又打击了自己的事。
1994年，我和武汉市江岸区政府的领导在汉堡参加了德国社会精神病学年会。参加该会的有数千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精神病人。在年会的开幕式上，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康复了的精神病人，然后是德国精神病学泰斗、我的老师Klaus Doener先生。对一个精神科医生来说，最大的荣誉可能莫过于你的病人可以在数千人的会议上发言，可以对医患的合作发表自己的看法了。所以我个人认为，中国的精神病学年会如果没有我们治好了的病人参加，那将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也是一个很大的羞耻。
阿Q精神与认知治疗
最近有人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阿Q精神与认知治疗有什么区别。由于前者涉及到一本著名小说中的著名人物，而且该人物的性格特征又与我们民族的某些“族性” 有相似之处，后者涉及到一个大的心理治疗流派，所以这同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文试图在多个层面和多个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
一、仅仅在认知……情感之间的互动模式上，两者没有区别。也就是说，在作为剌激物的事件相同时，一个人对该事件的情感反应的性质与强度决定于他对该事件的看法。这是认知治疗和阿Q精神胜利法的共同心理机制。
二、两者在目的上没有区别，都是想避免情感上的恐惧、焦虑，减轻挫败感，维护自我的尊严和完整。
三、共同的心理机制也决定了手段的相同。亦即通过对认知的干预来达到目的。
四、如果用精神分析的防御机制来“攻击” 二者，使用的词汇一样：合理化防御。
五、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眼里，二者都充满了能够活下来的“适者” 的智慧。中国传统中更有一句近于谄媚的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
六、以上只是在狭隘的纯心理机制的框架内讨论问题。但人同时也是社会的动物，一种心理机制的习得和使用都有其深远广阔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的原因；而且在文化的积淀中，某一些特定的语汇已经被赋与了独一无二的含义，不可改变也不可替换。阿Q精神就是这样的语汇，它是贬义的，代表了国人的一些劣根性，如懦弱、无知、势利、投机、麻木等等。同时也反应了作者警醒民众、激励斗志的良苦用心。在中国现代文学里，也许再找不出第二个语汇能够具有如此巨大深刻的内涵。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所产生的情感波澜与使用“认知治疗” 时大不一样。
七、认知治疗是在对人类的认知活动进行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个心理治疗学派。发源地是美国。继精神分析、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三大公认的学派之后，它被称之为第四大流派的呼声已越来越高。由此可见其影响之巨。认知治疗的基本理论是：一个人对某件事物的情感反应和采取的相应行动取决于他对该事物的看法；认知错误或者偏差是导致心理问题的原因，所以也是解决心理问题的最佳切入点。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只涉及逻辑层面的认知，而不涉及信仰层面的认知，也就是说，认知学派的治疗师不得以自己的信仰为参照系来评判他人的认知的对错。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种有影响的心理治疗学派起源于中国。由于阿Q精神与认知治疗在原理上的相似，我们也许可以自嘲地说：认知治疗是我们发明的，遗憾的是被别人抢先申请了专利。
大 悲 无 泪
——评方方的新作《风中黄叶》
文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的工作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是从各自的角度和用各自的方法研究和表达人性。相对而言，心理学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独立学科，在兴起和逐渐成熟的过程中，它从文学那里获取了众多的材料、灵感和成果。有很多重要的心理学术语，如NARCISSISM（自恋），OEDIPUSCOMPLEX（俄底浦斯情结即恋母情结），就是心理治疗师们借用的古西腊文学作品中的人名及其相应的人格特征。在这个世纪初，在奥地利精神科医生弗洛依德创立了他的精神分析学说以后，文学家们开始受到心理学的每一项研究发现的影响。如我们熟悉的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奥地利作家斯帝芬？茨威格等，就受了精神分析理论的很深的影响，他们的有些作品，简直就是在图解精神分析。在精神分析的传播上，这些作家们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在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里，文学家和心理治疗师的共同努力使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大大朝前迈了一步。
精神分析的人格结构理论认为，一个人的人格是由三个层面组成的。最底层是本我，代表着这个人的一切生物性冲动，如食欲，性欲等。中间一层是自我，是他与周围社会环境相适应的部分。最上层是超我，代表着父母、老师、社会等各个方面对自己在伦理道德方面的要求。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面之间时时刻刻都存在着冲突。在一个相对健康的人身上，三者的冲突会达成一种平衡，这使他能够以一个统一的人格生活在现实生活之中。这样的人给他人的感觉是稳定的，可以信赖的，其言行也是可以基本预测的。如果三者的冲突无法达成平衡，那这个人就会表现出双重人格甚至更多重人格，他给他人的感觉就是不稳定的，不可信赖的，其言行也是不可预测的。当然还有一个如何平衡的问题，形象地说，为了达到平衡，每个人格层面在整个人格中所占的比例对每个个体来说都是不相同的，所以便有了丰富多彩的个性。精神分析的理论认为，人格的三个层面之间是否能够达成平衡以及如何平衡，与一个人的童年经历有很大关系。
作家方方的短篇小说《风中黄叶》讲述了一个双重人格的女人的故事。这个故事为心理治疗师和作家同台献艺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故事的主人公白天在公司上班，是典型的白领丽人，晚上则换上另外一副装束，开着自己的小车去卖淫，并且毫不计较卖淫的对象与报酬。以下我们就用深层心理学（即精神分析）的观念来分析一下小说中几个人物的人格结构及其冲突。
先说女主人公黄苏子的父亲。
先说他是有足够的理由的。他以父亲和老师的双重身分建筑了女主人公的超我，而他本身就是一个超我过强的人。在这种情形之下，以他为超我形象的黄苏子可能会形成一个同样强大的超我。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超我的内容是畸形的：在那个特殊年代，他的超我被灌输了诸多的政治上和伦理上的变态、虚伪与矫情。在黄苏子出生时，他不敢对女医生说是在读自己喜欢的苏词，不敢给女儿取一个没有政治效忠色彩的名字；自以为是很上的层，把文明的价值看得比父爱和童真更重要；粗暴干涉女儿的选择；在外懦弱在家骄横，并在家中制造不平等……。有这样一个父亲，只要是一个人就不可能成长得健康。相信大多数读者都会讨厌这个人。但从更深处看，他也是受害者。他不知道什么是健康与真诚，所以也就不知道自己是怎样的变态和虚伪。健康的人格来自健康的家庭和社会环境，而真诚也从来就不是一个是否愿意真诚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有能力真诚的问题。
子不教，父之过。但是如果教子过分，以至于教傻了，或者教成了暴力崇拜者（因为父母对孩子使用暴力）、多重人格者等等，那父之过则更大。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我们周围犯这一过错的父亲要比有不教之过的父亲在数目上多得多。
再说远一点。由于中国几千年师道尊严的观点的影响，为人师者的超我过强是今天依然存在的问题。这里所说的过强的意思是，为人师者的自我要求和对他的学生的要求超过了其仅仅是为人之师的范围，具体表现是为师之人往往过于严厉，偏执、古板、虚荣等等。不过与此并存的另一个事实是，同样由于传统精神的影响，我们国家有着一支最庞大也最优秀的教师队伍。
黄苏子最后死于一个年龄可以做她父亲的嫖客之手，这一安排极具象征意义，象征着真正的杀人者是黄苏子的父亲。他杀黄苏子是从黄苏子一出生时就开始了，杀人的过程一直持续到黄苏子肉体生命的终结，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一种古老的行刑方式——凌迟。
再说黄苏子本人。
黄苏子的童年有着太多的不幸她是一个家庭的第五个孩子，一开始就要以太小的比例与另外四个孩子分享父爱和母爱。如果能分享到理论上的五分之一倒也罢了，她实际上分享到的却是一个巨大的负数，这使她的最基本的需要都得不到满足。他的父亲对她的要求内化为她的超我，我们已经说过，这个超我是变态的和过于强大的。这激起了她的自我和本我的巨大反抗。反抗最初表现为在心里骂人，后来则是在琵琶坊的放纵。前后表现形式不一样，机制却相同，只是后者相对于外在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说要走的更远一些。白天的黄苏子在强大的超我压力之下隐藏了她的本我，以一个与白领丽人相称的人格表象生活在人群之中；夜晚的虞兮（她做妓女时的化名）则象是另外一个人，本我完全摆脱了超我的压制，尽情地享受着最原始的快乐，生活在另外一个人群中。我们不能说哪一个“她”是假的，哪一个“她”是真的，而应该认为两个“她”都是真实的。两个相反的真实，存在于一个个体之中。表面上看起来，黄苏子和虞兮的转换是简单而轻松的，但实际上却在以无法估计的强度消耗着她的生命力。夜晚的虞兮的任务本来是避免整个人格的崩溃（十几天未去琵琶坊她便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时间长了就会成为饮鸠止渴式的努力。即使她不死于他杀，也会死于自杀，也就是说死于两个相反的真实的我为寻求整和而进行的相互杀戮。很显然，这可以是纯粹的精神上的自杀。
最后是许红兵。他与黄苏子后来所做的一切有直接的关系。他是一个令人憎恶的人，但他在是一个害人者的同时又是一个受害者。如果他当年追求黄苏子的举动不是遭到那么粗鲁的对待的话，他也可能会有一个相对健全的人格。在他的人格结构中，本我太强而超我太弱，所以他需要在放纵中疏泻本我，寻求平衡。
小说虚构的真实或者说真实的虚构让读者看到了人是怎样被决定和被操纵的。人在大多数情形下真的就象一片脱离了树的支干的叶子，不知道被从哪个方向来的风吹着，也不知道会飘到何时何地。每念及此，总是令人悲从中来，欲哭无泪。好在人类通过前仆后继的努力，多少还是找到了一些方法，使自己不总是那么被动。心理治疗可能是这些方法中最具有科学性的一种。
让我们一同设想一下，如果以上三个人分别坐在我的心理治疗室我该怎么办。对黄苏子的父亲，我会以他能够接受的强度和速度指出他有一个过强的超我和溶于其中的错误的内容，最后让他明白，在女儿考上大学时说“我姑娘有了一个好的前途”比说“又为国家培养出一个人才”要真诚一些。对许红兵，在他那个年龄再加强超我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但我至少可以站在商人的立场上告诉他，那么处心积虑地只是为了气一气老师是不划算的。那样做只会说明你把他人看得比自己更重要。最好的结果可能是，他继续过他的享乐生活，但不再会有意伤害他人。而对黄苏子，人格结构的分析可能是最有效的方法，但肯定需要很长的时间，可能会有她从出生到离开她的父亲的时间那么长。
方方并没有出现在小说的情节中。但她却时时以各种不同的身份隐藏在每一个可能的地方。比如黄苏子的父亲在学校里的同行，大学里的班主任，公司里的真正的白领丽人，或者是派出所里的女警察。所有这些角色，在其象征意义上都代表着人格结构的超我部分。在小说的前半部的叙述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