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宝贝-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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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笑声， 是美国人Johnson发出来的，伊沙一下子从地上站起身，拍拍身上的烟灰，“很好笑吗？”他直勾勾地盯住Johnson。
“对不起，”Jonson还在笑，“对不起，我只是忍不住。”
“就像你们的飞机一样忍不住飞到我们的国家投炸弹吗？就像你们的军队忍不住把那么多无辜的人杀死吗？what a lie！美国人！……是我一想起就要呕吐的一群人，你们什么都要管，你们厚颜无耻贪得无厌，你们粗鄙愚蠢没有文化，只是自大狂妄只配被人吐一口痰，You motherfuck！”
Johnson一下子站起来，“What the hell are you talking？我跟那些该死的投炸药的飞机有什么关系？为什么羞辱我？”
“因为你是Motherfuck的美国人。”
“算了，算了，喝酒喝多了，不要激动。”蜘蛛一下子窜上去把两个人分开，教父正坐在一堆模特美女身边，不闻不问地继续用一手多年练就的玩纸牌绝技吸引美女的注意力，但她们都不时拿眼觑着那一对争吵得面红耳赤的老外。从道义上支持科索沃人，可从审美角度，她们同情长得像“莱昂纳多”的Johnson。
“有种就打一架分高下，”马当娜笑嘻嘻地鼓动着，她惟恐天下不乱。飞苹果也走上前拉住伊沙的手，是因为伊沙说喜欢他才引起了这一场争执，他蛮感动的。
“你们要洗个冷水澡么？”天天问伊沙和Johnson。这话一点都没讥讽的意思，是出自他善良单纯的本性。在他看来，洗澡是一切麻烦事的首选解决之道，浴缸是像母亲子宫般温暖安全的福地，以清水洗催身心可以使自己感到远离尘埃远离喧嚣的摇滚乐，远离黑帮流氓团伙，远离折磨自己的种种问题，苦痛。
国际人士争执平息了，节目继续，天天把花、诗和自己都献给我，我也是把这一切献给他，马当娜讥讽地笑着：“你们当众扮夫妻情深，肉麻不肉麻？”“对不起，不是故意让你嫉妒的，”天天展露一个微笑，我却暗含一丝愧意，马当娜与朱砂都知道我与马克的事，但我又怎能向天天坦白这一点呢？何况他给我身体上的感觉不同于马克，两者不可比较。天天用他非同一般的执着与爱深入我的身体某个部位，那是马克所无法抵达的地方，我不承认在这一点上我贪婪而自私，我也承认我对此无法遏制，并且一直找各种借口在原谅自己。
“我不能原谅我自己，”我曾这样对朱砂说，朱砂的回答就是：“事实上，你一直在原谅你自己。”是的，是这样的。
朱砂和阿Dick也只把三样东西统统送给对方，蜘蛛、教父、教父的两位朋友则统统把诗送给我（很幸运地，我理所当然地成了今夜最聪明的女人，我收到了一长串或香或臭的诗歌，比如“你的微笑使人起死回生，是三上极品。”这是恭维我的，又比如“她像一片卷曲的钢，不像生物……”则是贬低我，再如“她会大笑，她会哭泣，她是真实，她是梦幻。”则是恰到好处。恰如其分的）。把玫瑰和他们的身体心甘情愿地献给了飞苹果带来的几位Model， 有意思的是，这四位男士中有三位半是复旦子弟。这半个自然是蜘蛛，他中途被勒令从复旦退了学。复旦子弟与美艳模特互相眉来眼去的，隔壁的客房有沙发有床有地毯，应该住得下他们。
阿Dick在看天天挂在墙上的画，我和朱砂坐在一盘草莓前聊天，“你最近见过马克吗？”她眼睛并没盯着我，只是低声问。
“有啊，”我轻轻晃着腿，天天刚换上去一张酸性爵士乐唱片，屋内一片狼藉，每个人的眼神都像散黄的鸡蛋一样焕散开去了。大家都没闲着，各玩各的。
“怎么啦？”我转过头去看看她。
“公司里有谣传，说马克要马上离开中国去柏林总公司了。”
“是吗？”我想表现得若无其事一点，一股极酸的草莓汁在舌尖弥漫开来，令人反胃。
“他可能因为在中国出众的业绩得到提升，回到柏林总部担任要职。”
“……谁知道呢？可能是真的吧。”我站起身，踢开脚边的一本杂志、一个红缎面绣花坐垫，走到阳台上。朱砂也跟了过来，“别想得太多了。”她轻轻说。
“这么多星星，挺美的。”我仰头看天空，星星们在深冷的天空里就像炸出来的小伤口，流淌的是银色的血液，如果我有翅膀我会飞到上面去亲吻每一道小伤口。而和马克的每一次肌肤相亲都给我这种微痛而飞翔着的感觉。我曾经让自己相信一个女人的身与心可以分开，男人可以做到这一点，女人为什么不可以？但事实上，我发现自己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想马克，想那欲仙欲死的片刻。
朱砂和阿Dick告辞离去， 临走前，朱砂特地走过去与JohnsOn握了握手，谢谢他的玫瑰。 Johnson看上去并不开心，与塞尔维亚人吵了一架后，美丽的朱砂又要离开。马当娜搂住他，建议到阳台上看一会儿星星。
这个夜晚不预料地混乱， 纷杂，毫无控制。凌晨3点的时候，飞苹果带着塞尔维亚人到了他下榻的新锦江酒店。教父、蜘蛛他们四个与飞苹果带来的四个模特在隔壁的客房里折腾。我和天天、马当娜睡在卧室的大床上，Johnson睡在沙发上。
凌晨5点我被很多人同时折腾的声音再次惊醒。隔壁有女人歇斯底里的尖叫声，如夜晚屋顶上的猫头鹰。马当娜已从床上溜到了沙发上，雪白的裸体细细瘦瘦，像条大白蛇一样缠在Johnson的身上， 她的右手还夹着一支香烟， 一边抽烟一边和Johnson缠绵。
我定定地看了一会儿，觉得她是真的很酷，很特别。她换了个体位，一转眼也看到了我，对我做了个飞吻，示意我想的话可以加入。天天突然抱住我，原来他也醒了。空气里飘来飘去的都是肾上腺素的气味，还有烟酒汗味，足以呛死我家的猫。
唱机里一直翻来覆去放着同一首歌“Green Light” ，没有人能真正睡着，我和天天安静而深沉地接吻，我们没完没了地吻着，在马当娜和Johnoson的大声呻吟过后，我们又相拥着睡去。
次日午后醒来时，所有人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了，连一张纸条也没留下，地板上桌上沙发上都是食物残渣，烟灰、空纸药盒、污秽的纸巾，还有一只臭袜子和一条黑色蕾丝女内裤。真正可怖的景象。
既然死咽活气的苍白情绪已在这个1＋1＋1派对上烂到了极点，所谓物极必反，我扔掉垃圾，整理房间，重新做人。
然后我毫不吃惊地发现我又能写作了，那种可以操纵语言的无形的魔力重新回到了我的身上，感谢上帝！
我的所有注意力放在长篇小说的结尾上，天天也照例呆在另一个房间里自娱自乐，偶尔他去马当娜家打游戏或飚车来消磨时间，厨房重新变得令人失望地空而脏，不再自己变着花样做菜煮饭。小四川的外卖又准时地送上门来，原先的男孩子小丁已经辞了工不做了，我想知道他最终有没有按自己的理想去写作。但问新来的男孩，他一问三不知。
二十七、乱
在深蓝与魔鬼之间，是我。
（）
——比利·市拉格
一个写作的人要是老想到自己的性别，是很要命的。
身为单纯又简单的男人或女人，也是很要命的。
——弗吉尼亚·伍尔芙
家里突然来了个电话，妈妈的左腿骨折了，是有一天停电电梯不开，她走楼梯时摔的，我定定地发了会儿呆，然后飞快地收拾了一下，坐车回到家里，父亲正在学校上课，家里有一个保姆在走来走去地忙，除此之外，屋子里是一片令人轻飘飘得要耳鸣的寂静。
妈妈躺在床上，闭着眼睛，瘦削苍白的脸上泛着旧而不真实的光，就像四周摆放着的家具那样的光。她的左腿脚踝骨的地方已经打上了厚厚的石膏，我轻手轻脚地走去，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她睁开了眼睛，“你来了。”她只是这样简单地说。
“很痛吗？”我也是简单地问候。她伸出手，摸了摸我的手指，指甲上面的五颜六色的指甲油已褪去一半，看上去很奇怪。
她叹了口气，“小说写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每天都写一点，不知道最后有多少人会喜欢看。”
“既然要当作家，就不要害怕那样的问题。……”她第一次用这样的口气跟我谈我的小说。我无言地看着她，想俯身紧紧地拥抱她，想说其实我是那么爱她，那么需要她的哪怕是片言只语的鼓励，那会给我镇静和力量。“想吃点什么吗？”我坐着终于没有动没有伸手去抱抱她，我只是静静地问。
她摇摇头，“你男朋友好吗？”她始终都不知道天天去过戒毒所的事。
“他画了很多画，非常好的画。可能会用在我的书里。”
“你，不能搬回来往一段时间吗？……一星期也行啊。”我对她笑笑，“好的，我的床还在老地方吧。”
保姆帮着我一起整理我的小卧室，朱砂搬出去后这房间就一直空着。书架上有一层薄薄的灰，长毛绒猩猩依旧放在书架最顶层。落日的余晖穿过窗户，在房间里投下暖色的一抹光。
我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骑着念高中时的一辆旧自行车从路的这头到那头，沿途见到了不少熟人。然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黑色卡车突然冲向我，一群蒙面人从车上跳下来。为首的人挥舞着粉红色的手机，指挥着手下把我和我的车一齐扔到卡车车厢里，他们用手电筒照着我的眼睛，让我说出一个重要人物藏身所在，“将军在哪里？”他们迫切地盯着我，大声地问我。“快说，将军在哪里？”
“我不知道。”
“不要说谎，那是徒劳的，瞧瞧你手上的戒指，一个连自己丈夫藏在哪里都不知道的女人真该死。”我茫然地看了看左手，无名指上果然戴着一枚奢华耀眼的钻戒。
我绝望地挥舞着双手，“我真的不知道，杀了我也不知道啊。”
我醒来时，父亲已经从学校回来，为了怕吵到我，屋子里还是一片安静，但从阳台上飘来的雪茄烟的味道让我知道父亲回来了，并且快到晚餐时间了。
我起身下床，走到阳台上与爸爸打招呼。他换上了便服，在暮色中挺着微胖的肚子，渐白的头发在风中轻舞。他沉默地注视了我一会儿，“你睡着了吗？”我点点头，浮上一个笑容，“现在我精神很好，可以上山打老虎去。”
“好吧，该吃晚饭了。”他扶着我的肩，走进屋子。
妈妈已经被扶着坐在一把铺丝绒垫子的椅子里，餐桌上摆得满满当当，一鼻子的食物暖香。
晚上我陪爸爸玩了会儿国际象棋，妈妈斜倚在床上，不时地看一眼我们下棋，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日常琐闻，最后话题又扯到我的终生大事上。我不愿多谈，匆匆收了棋，在浴室洗了澡，回到自己的房间。
我在电话里告诉天天我要在这儿住一星期，然后又把下午做到的梦说给他听，问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我对自己写作上有成功的预感，但又陷入了无法克服的生存的焦虑感中。“真的吗？”我半信半疑。“你可以向吴大维证实一下。”他说。
这一星期很快在我陪着妈妈看电视、玩纸牌、吃绿豆百合汤、山芋芝麻糕、萝卜丝饼之类乱七八糟的甜点中度过了，在临走前的一夜，我被父亲叫到了书房里，促膝谈心到很晚。
“记得小时候你就爱一个人出去玩，结果总是迷路，你一直是个爱迷路的女孩子。”他说。
我坐在他对面的摇椅里抽烟，“是的。”我说，“现在我仍然经常迷路。”
“说到底，你太喜欢冒险，喜欢奇迹的发生，这都不算是致命的缺点。……但很多事都没有你想得那么简单，你在我们父母的眼里永远是个天真的小孩子……”
“可是……”我试图辩解。他挥挥手，“我们不会阻止你做任何想做的事，因为我们阻止不了……但有一点很重要，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应该负起一切可能的后果。你经常挂在嘴边的萨特笔下的自由，只是‘选择的自由’，一种有前提的自由。”
“我同意。”我吐了一口烟，窗开着，书房里有插在花瓶里的香水百合的淡香，“父母总是了解自己的孩子的，不要用‘老套’这样的字眼来贬低长辈。”
“我没有。”我口是心非地说。
“你太情绪化，绝望的时候两眼一抹黑，高兴的时候又乐得过头。”
“可说实话，我喜欢自己这样子。”
“做一个真正出色的作家的前提是摒弃不必要的虚荣心，在浮躁的环境中学会保持心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