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2006年第1期-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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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高卑，生就灯前儿女诗。一种春声忘不得，长安放学夜归时”，三十二岁时母亲逝世，他写的《三别好诗》追怀旧事，情见乎辞。外祖父段玉裁是乾嘉之世著名的文字学家，其注释的《说文解字》誉满当时，他不仅为龚自珍传道授业解惑，在七十九的高龄还勉励时年二十二岁的龚自珍说，要“勿读无益之书，勿作无用之事”，“努力为名儒，为名臣，勿愿为名士”（《与外孙龚自珍札》）。龚自珍年少时即才华焕发，十二岁作《水仙花赋》，雄奇而哀艳，他的业师宋�＇十分赞赏，认为比古代的神童如唐代的李邺等人，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具有这样良好的家庭教育与不世出的才华，龚自珍却屡试不第，仕途蹭蹬。心怀拯世济民之想，目击天下四方之忧，他幸而未能成为给帝王效劳的名臣，也未能成为完全的名儒与名士，而却成了名震当时与后世的思想家、政治家与文学家，星斗其文，光辉不灭，至今都令人追怀与仰望。　
　　龚自珍同时代的许多文士浑浑噩噩，大唱其“四海晏清，天下升平”的赞歌，充当“颂诗班”的角色而仍然洋洋自得，而一般的学者，也纷纷钻进故纸堆中考订“虫鱼”，为“文治武功”的清朝“盛世”装潢门面，而具家学渊源又深受前辈思想家包世臣、刘逢禄等人影响的龚自珍，却心系苍生，情寄安危，忧心民瘼国是。他的《咏史》诗说：“金粉东南十五州，万重恩怨属名流，牢盆狎客操全算，团扇才人踞上游。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田横五百人安在，难道归来尽列侯？”上层人物追金逐粉，勾心斗角，官僚权贵与幸臣门客把持财政，贵族子弟们高踞要津，统治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实行高压，一般文人都战战兢兢，著书立说不关国计民生，更不敢指陈时弊。“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已无多”，这，就是龚自珍对现实的深长叹息，对时局的深邃观照，对弊端的深刻批判。在他的《己亥杂诗》中，有两首诗反映的正是世上疮痍，民生疾苦，仁者心肠，志士怀抱，至今读来仍令人心为之热：　
　　只筹一缆十夫多，细算千艘此渡河。　
　　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　
　　　
　　不论盐铁不筹河，独倚东南涕泪多。　
　　国赋三升民一斗，屠牛那不胜栽禾！　
　　字里行间，抒发的是对劳动人民苦难的同情，揭露的是统治者穷奢极欲贪得无厌的榨取，更令人心血如沸的，是受纳税人之赐而享受俸禄的龚自珍的自惭与自责。“身无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韦应物），古往今来的官员，有多少人有这种反省意识和忏悔心理呢？　
　　今日十分热门的“改革”一词，早在一百多年前就出现在龚自珍的如椽之笔下了。风起于青苹之末，山雨欲来，他见微知著，预言“改革”是当局惟一的出路，否则必然被历史所淘汰，被后起者所取代。1815年（乙亥）和1816年（丙子），龚自珍年过弱冠不久，在北京写了一系列共十一篇政论文章，统称《乙丙之际著议》，宣传他革新变法的主张，对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司法、吏治等方面的丑恶黑暗，进行了全面的抨击。他以天下为己任，纵论国家兴亡之计，警告当局要革新时政，“与其赠来者以勍改革，孰若自改革”。警钟为谁而鸣？早在近二百年前即倡议“改革”，这岂止是空谷的足音，更是时代的号角，警世的洪钟。　
　　在写作《乙丙之际著议》之后三年，龚自珍和友人游览北京陶然亭，题诗于亭之粉壁。此诗收录在《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之中，序列为十一：　
　　楼阁参差未上灯，菰芦深处有人行。　
　　凭君且莫登高望，忽忽中原暮蔼生！　
　　陶然亭，在京师城南右安门内，先农坛西侧，今日陶然亭人民公园内。此亭系清工部郎中江藻于1695年所建，取白居易“更待菊花家酿熟，与君一醉一陶然”诗意，名为“陶然亭”，京中人称“江亭”。亭前一望，水草丛生的低洼之地，名“南下洼”。由午后至黄昏，龚自珍游览临眺，诗的前两句写陶然亭近处具体的小景色，后两句却宕开一笔，表现出的却是时代的大忧患。黄昏与夕阳，在中国诗歌中大体上是象征没落的原型意象，龚自珍也十分喜欢以此象征江河日下的国势，如“秋气不惊堂内燕，夕阳还恋路旁鸦”（《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夕阳忽下中原去，笑咏风花殿六朝”（《梦中作》），均是如此。有人说，诗人都是寓言家，如英国诗人雪莱在他的名作《西风颂》中，写下了“冬天已经来临，春天还会远吗”的名句，后人称之为“天才的预言家”。当然，在这样的“诗人”之前，应该加上“真正的”或“杰出的”字样，正如俄国大诗人普希金所说“真正的诗人有责任唤醒世人”。生当末世，许多人还懵然昏然甚至怡然陶然之时，“忽忽中原暮蔼生”，龚自珍就已经发出国将不国的预言，预见到满清王朝日落西山的必然命运了，这时他才二十七岁，这是何等洞烛机先的慧眼和无与伦比的胆识！《清稗类抄》中说及他的相貌，其中有句是“目炯炯如岩下电”，龚自珍，真是目光如炬亦如电啊！　
　　五十年代中期我在北京求学，也曾和不识愁滋味的同学少年一游陶然亭。当时，对龚自珍在此所题的上述之诗茫然不知，所以更无追怀之情，凭吊之想。而今识尽愁滋味，熟谙自珍诗，不仅前贤已杳，自己也早已人在江南，不知何时有缘再到京华，专程去陶然亭捡拾起少年的足印和龚自珍遗落在那里的诗句？　
　　　
　　二　
　　　
　　龚自珍乃不可多得的天纵之才，加之有得天独厚的文化教养，品、才、学、识四者俱备，年轻时即名满东南，是他那个时代的顶尖级人物。同时代的李慈铭就称他为“霸才”，而同是清代思想家、改革家的魏源，在《定庵文录叙》就称其“自成宇宙”。赢得身前身后名，在他们之后，黄遵宪、梁启超、柳亚子等人，对龚自珍的评价都极高。近现代之交的“南社”诗人柳亚子，推崇他“三百年来第一流，飞仙剑客古无俦”，而唐彛�也曾追忆鲁迅生前“特好定庵诗”，沈尹默的《追忆鲁迅先生六绝句》，也特别提出鲁迅“喜学定庵诗”。我曾在冰心的客厅见到梁启超为她手书的条幅，“世事沧桑心事定，心中海岳梦中飞”，也是集龚自珍之句，由此可见龚自珍的深远影响。其人虽已殁，但犹如夕阳虽然已经落山，霞光却仍久久燃烧于天际。　
　　作为时代的第一流人物，本应该有宽广的天地让他一展宏图，有宽阔的舞台让他大展身手，然而，就像骏马羁于厩下，没有原野可以一骋千里之足，就像雄鹰囚于笼中，没有长天可以一搏万里风云。科举这条羊肠小道，几乎是封建时代知识分子仕进和施展抱负的惟一途径，龚自珍十九岁进入科场，历经四次考试，十年后才得中举人，此后连考六次，才于又十年后得中进士，然而却是三甲的第十九名，并非名列前茅，而是差一点又名落孙山。是主考者的有眼无珠呢？还是素有狂名的龚自珍放言高论，触犯时忌，早已令人侧目？也许二者兼而有之吧。总之，闲曹冷署，七品京官，相当于现在多如牛毛的处级干部，根本无法施展他的栋梁之才。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论及丰才啬遇的诗人舒位和彭兆荪，说他们“如此高材胜高第，头衔追赠薄三唐”，大约也包含了自己无穷的身世之感吧？　
　　前面我已说过，龚自珍是他的时代的预言家。在官场，他也属于“弱势群体”中的一员，于时代，他却是无人可以比肩的强者。他没有弱者的自卑，只有强者的自信。在《明良论》这组文章中，他针对吏治的腐败，指出“士不知耻”是“国家之大耻”，抨击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的种种弊端，甚至认为君主制度是所有社会弊病的根源，锋芒所向，直指封建帝王。在四十八岁辞官南归途中，他在《己亥杂诗》中就曾经写道：　
　　文章合有老波澜，莫作鄱阳夹漈看。　
　　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　
　　位卑未敢忘忧国，诗人目光如炬，对西方殖民主义者和东方沙俄帝国侵略中国忧心忡忡，怀有高度的警惕，写有《西域置行省议》与《东南罢番舶议》二文。这不是一般的地理纪闻和历史考证，而是时代的先觉和预言，但当局却不予采纳，五十年后，龚自珍的纸上预见都一一成了中国土地上的现实。骏马嘶鸣，有谁知道那志在千里的雄心与壮志？警钟长鸣，有谁愿意听并听得懂预言者的钟声？　
　　龚自珍呼吁和主张改革，他的医国之方包括伸张士气，保持天下之士的羞耻之心；平均财富，勿使贫富过于悬殊；改革科举选拔制度，破格录用人才等等。他从对官场的认识和自己的切身体验出发，提出要培养和重用真正于国于民有用的人才。早在《上大学士书》中，他就提出了他的“人才学”的根本观点：“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所恃者，人才必不绝于世而已。”当时的科举制度弊病丛生，大批有识有志之士都进不了官场，而官场讲究论资排辈与人身依附，品格刚直之士更难以脱颖而出，往往是庸物奴才身居高位，发号施令，而英才俊士则沉沦下僚，噤口吞声。如同龚自珍在《咏史》二首之一中所说：“猿鹤惊心悲皓月，鱼龙得意舞高秋。”在《己亥杂诗》中，他更是慨乎言之：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　
　　诗人南归时途经镇江，见到上万人祷告祭祀向神求福祈雨，道士请他撰写设坛祭祀之文，别有怀抱的他有感而发，写下了这首大气磅礴、渴求变革的诗篇。“风雷”本指自然现象，这里却指雷厉风行的政治变革与摧枯拉朽的变革激情。龚自珍的诗多次咏赞了“风雷”，如“眼前二万里风雷，飞出胸中不费才”，如“著书不为丹铅误，中有风雷老将心”，如“狼藉丹黄窃自哀，高吟肺腑走风雷。不容明月沉天去，却有江涛动地来。”上述诗章抨击极权制度禁锢思想，钳制言论，扼杀人才，导致社会死气沉沉，呼唤社会变革，呼唤进行社会变革的各种有用之才。“狂言重起廿年喑”，“人材毕竟恃宗工”，这种时代的最强音，不仅如鼓角震撼当时，也如潮音传扬后世。　
　　　“可怜闲杀栋梁才”，这是龚自珍所欣赏赞扬的前辈诗人舒位的诗句。舒位是自咏，不也可以视为对龚自珍这种无双国士的他咏？林则徐与龚自珍可称世交，因龚自珍的父亲龚丽正和林则徐在道光二年（1822）同时被召见问对，有同官之谊。林则徐应是龚自珍的前辈，但因龚自珍仅小他七岁，又多有往还，所以他们又是好友。林则徐衔命出都南下禁烟，龚自珍赠他一方石砚，砚背刻王羲之的《快雪时晴帖》，龚自珍又以“快雪时晴”为主旨作砚铭相赠，勉励林则徐禁烟风发雷厉，大功告成，扫除阴霾，还中华的朗朗乾坤。此砚一直追随林则徐左右，林则徐贬往新疆时也一路随行。砚石上刻有他的亲笔绝句：　
　　定盦贻我时晴砚，相随曾出玉门关。　
　　龙沙万里交游少，风雪天山共往还。　
　　小小的石砚，深深的友谊。其实，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的身份赴广东禁烟，龚自珍就曾欲随行。次年，龚自珍在《己亥杂诗》中写道：　
　　故人横海拜将军，侧立天南未蒇勋。　
　　我有阴符三百字，蜡丸难寄惜雄文。　
　　对故友的拳拳之意，对民族的殷殷之心，报国无门的苦闷，怀才不遇的抑郁，尽在寥寥的二十八字之中。林则徐离京时，龚自珍就曾写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表达他关于禁烟和抵御外国侵略的意见。林则徐南下途中细读此文，其激情、挚谊与胆识令他感动无已。他在复信中说道：“责难陈义之高，非谋识宏远者不能言，而非关注深切者不肯言也。”至于龚自珍欲随其南下参与禁烟大计受阻的原因，复信中也隐约透露了消息：“弟非敢阻止旌旆之南，而事势有难言者。”这里的所谓“事势”，大约是龚自珍惊世骇俗的狂放言行，伤时之语，骂座之言，得罪了当朝掌权的达官贵人，满朝文武大臣，除少数比较开明者外，不是他的反对派，就是他的镇压者。友人魏源担心他为锋芒毕露的诗文所累，他的回答是虎豹去其爪牙，何异于绵羊？宝剑折其锋刃，与破铜烂铁何异？宁无榜上功名，也不变节易志。从他留传至今的三百多篇文章中，篇篇可见其铮铮风骨。友人庄绶甲曾去信劝他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