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6期-第7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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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己写作，并出版成书。一凡的父亲是老干部，他从小就跟父母南征北战，去过苏北和鲁南等根据地。革命对他来说是天经地义的，也许让他感到困惑的是当时的政治高压。
那一夜我记忆犹新。月光照在窗户上，炉子上的水壶嘶嘶响。我们谈到革命，谈到十二月党人，谈到俄国文学。我哈欠连天，一凡却毫无疲倦的意思。他脸部线条分明，目光坚定。我当时暗自感叹，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者。
1975年初，一凡锒铛入狱，据说卷入一个全国性的反革命集团，其实完全是子虚乌有。由于一凡对抄录文字的热衷，我也被卷入进去。那是我人生的一大转折。我做好被捕的准备。第一次经历的恐惧是刻骨铭心的。半夜有汽车经过都会惊醒我，再也不能入睡。我那时终于懂得：革命不是想玩就玩的游戏。
由于一凡入狱，从他那儿借来的《人·岁月·生活》第四卷无法归还，我正好用来在地下渠道流通周转，换来了不少好书。这本书竞成了我革命的本钱。
两年多后一凡出狱，我赶去看望他。他从后院小屋搬到前院，处于父母和保姆的监控之中。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问起他狱中的景况，他轻描淡写，摆摆手，似乎只是出了趟远门而已。
我常想到个人与时代的关系。爱伦堡在《人·岁月·生活》序言中写道：“我的许多同龄人都陷入时代的车轮下。我所以能幸免，并非由于我比较坚强，或者比较有远见，而是因为常有这样的时候：人的命运并不像按照棋路下的一盘棋，而是像抽彩。”依我看，爱伦堡说的是外在的命运，其实还有一种内在命运，即我们常说的使命。外在命运和使命之间往往相生相克。一个有使命感的人是要多少受苦的，必然要与外在命运抗争，并引导外在命运。在俄国知识分子中，曼德尔施塔姆并非先知先觉，只不过他有使命感，非要以自身的实践穿透历史的逻辑。
其实在《人·岁月·生活》爱伦堡也谈到曼德尔施塔姆的使命感：“我曾谈到生活上的轻率和艺术上的严肃之间的矛盾。但也许根本就没有什么矛盾？奥西普·埃米利耶维奇十九岁写过一篇谈弗朗索瓦·维永的文章，他寻找理由替残酷时代的这位诗人动乱的一生辩护：‘可怜的小学生’以自己的形式捍卫诗人的尊严。曼德尔施塔姆是这样描写但丁的：‘对我们来说是无可指责的风帽和所谓鹰形侧面的那种东西，从里面来看则是难以压制的窘困，是为争取诗人的社会尊严和地位而进行的纯普希金式的、低级侍从的斗争。’这些话又适用于曼德尔施塔姆自己：许多荒唐的、有时是可笑的行为就是来自‘难以压制的窘困’。”
现在想想一凡关于养活诗人的想法幸亏只停留在“初级阶段”，否则对他本人对中国诗歌都是灾难。在某种意义上，诗人生来注定是受苦的，但绝非为了自己。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写过这样一句诗，让我永生不忘：“我泪水涔涔，却不是为了个人的不幸。”
黑镜子
陈东东
提前量
（3月19日）
上海胃里翻腾着纽约。
这一夜几乎没怎么睡着，清早起来，推窗眺看曼哈顿的天际线时，我想要找个地方坐下来好好吃一顿晚饭。
昨天晚上在杏花楼，诗人张耳请我吃的是红烧肚当、咸菜豆瓣酥、……最后是两笼小笼包子。那是否有意安排的一种对应，为了一洗我身上的访问者、观光客和异乡人之尘？好像我尽管花去了几十个小时，飞到东京睡上一夜又接着飞，终于还是落座在一家本地餐馆里，吃着本地菜和一样饱含着鲜肉皮汁水的特色点心？旋转玻璃门外面，骑高头大马经过的那个人要不是警察，就会是巡捕，他所俯视的如果并非第四大道，那就说不定是所谓四马路——当然它现在又叫福州路，它的杏花楼除月饼出名，我们箸叉相加的那几样也还排得上号。差异难道仅仅是时差？在张耳对面，我稍稍有点儿欲醒还睡，仿佛享用着梦之早茶……
差异却绝不简单如时差。可是正像多少天以后时差会被调整和纠正，一个上海人对纽约的适应和认同也几乎是快的——要是他采取主动。
至少，为调整和纠正时差，我企图采取主动。想当然的土法儿是制造提前量，凌晨三点就起身，以为能够把睡眠留给飞行路上的白昼。结果却没什么成效，从东京到纽约，只假寐了那么几小会儿。昨天可算得是最为漫长的一天，飞机在追赶时间，盲至超过它：十一点起飞而九点半降落。飞行路上用餐三次，看到两个白昼和一个黑夜，时间却被计算为负数，……从东亚到北美，这样的赶超，似乎不仅仅具备计时的意义了。
请玩味其中的隐喻。而玩味是一种乐趣，甚至可能是淫乐。记不得是从哪本谈论天体命理学的阿拉伯著作残篇里掉出的箴言：
要是你拒绝隐喻却仍然有所发现，那么你至少损失了发现的淫乐。
联想到某人的诗学主张，这样的箴言（它的真理性是可以悬而不论的）将一个苦巴巴的禁欲形象加诸其上了。这近平滑稽——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诗艺的伪道学——要是你真的愿意玩味的话。
——我怕是扯远了。怪我正身在一个相对的远处。——从中国到美国，你有了些时间的提前量，你超出你已经度过的日期和钟点，又可以重来一次，你似乎赢得了什么。要是你，譬如说，打算从此呆在纽约再也不飞回去，那么你赢得的这个仿佛不止于计时意义上的小小提前量，也许就一直不会被抹去。这不是我一下就意识到的。但是这种虚妄，在我于轻微的昏沉和初来乍到的兴奋间乘机场大巴到42街下车，又拖着行李在一家健身房门口见到本来说好到机场接我的那位老友时，开始被我意识到了。
他确如某种典型，在再也不飞回去或再不能飞回去的层面上？然而撇开所谓典型，准都知道他每天都想着飞回去——只是飞回去以后一定得要再飞回来。那点提前量或许不真实，但格外要紧。他一边抹汗喘息，一边给出一个“终于出来啦！”的笑脸后面，却隐含着另一种——努力为身体储存相对于时间（年纪）的提前量之焦虑。果然他立即就怅然言及门己最近竟然有点儿发胖了！不久又说到他眼睛的老花，而他其实也才四十五岁！小阳春天气，他略带几根银丝的披肩长发跟一身大袖宽袍、由某台湾服装师设计并赠穿的鲜艳唐装，飘过纽约公共图书馆边上的公园。像炫耀自家花园般，他指点给我看在那片绿地里休栖、用餐、尤其是晒太阳的人们。绕过去，攀上台阶，进入图书馆，他的表情变得郑重和肃然了。从一架小电梯上到二楼，以一种老家人嘱咐乡下亲戚别惊动了东家的低嗓门，他要我在走廊上稍等一下，自己则划过门卡，进了225室。
这纽约公共图书馆据说是全美最大的人文图书馆。宫殿般的装潢，有些部分则是教堂似的，这两种建筑特征叠加在知识之上，欲构成人们心目中对这个地方的想象和体会。它的开放性则在于，在其开放时段，任何人无需凭证便可任意出入其间。不过，出人之际，你带在身边的提包是要被保安们仔细查看的。这是在“911”以后，还处于橙色警戒阶段的纽约。
他从走廊那头的另一扇门里出来，赶紧把我的行李拖进去。不一会儿，他义从225那扇门出来，近乎正式地把我带了厂这个纽约公共图书馆驻馆作家的办公室。从去年9月开始，他在这儿有了一个工作间，由木板和玻璃隔断的那种，他向我介绍了另几个工作间里的作家，这位是现在《纽约客》的首席小说家，那位是得过普利策奖的传记作家，等等等等。他自己呢，将在这地方呆到5月，写他的文学自传。然而，一谈起写作，其焦虑就不是身体之于时间般可隐含的。半年过去了，他说，他到现在连一个字都还没有写！当初，十五年前，在我的印象里，他申请到美国某学院去做一段时间的驻校作家，理由似乎就是要写他的什么文学自传！面对在写作进展上如此骇人的负提前量，他实在的确非焦虑不可了……他罗列了那么多妨碍其写作的因素：生存和生活、环境和文化、生理和病理、情感和情绪、事务性和形而上、阅读和无法卒读、被恋情所羁和失恋、乡愁和旅游、出风头和遭忽略、花粉热和忧郁症、输入法和手写板、帮手和翻译、租房和买菜、社交和孤独、超敏感和厚皮病、对别人花钱的愤愤不平和对自己花钱的丝丝克扣……那种烦琐直至凌乱，就像他身边的写字桌上无序堆散开来的书籍、文件和碎纸片儿。——“真是有压力。”他一脸沮丧和忧心，“人家会认为我不够格儿。”
缓解压力的方法除了倾诉，大概还有带着我四下参观图书馆。大理石楼道，护墙板大厅，无限的书籍和索引，调节到最为柔和的灯光交错着透人长窗的午后天光，穹顶画讲述的故事，令氛围在我的时差反应里更成为神话——那甚至还不属于纽约神话呢……后来，张耳来了，跟她一起上街，这才打量了仿佛现实的纽约，曼哈顿。不过我还是有点儿恍惚。特别当走过某条窄街，从一个不小心的视角看过去，我会以为自己正穿过外滩附近的某条马路。那些店招，那些橱窗的设计和摆放，特别是酒吧里的烛光、装潢和刻意的暧昧、不恰当的怀旧、过分的老伊克，还有，那家也叫杏花楼的馆子……竟让你觉得这座城市跟上海的差异似乎只在于这是个不太地道的上海。实际上呢，我想说，上海（和中国）的美国化，不是已到了不仅有几分乱真，而且令局部美国也有几分上海化的程度了吗？这有点儿不伦不类的第一印象和观感，晚上被更为夸张地注入了一首诗的迟疑和幻化……而我却从不在晚上写诗——昨天的抒写之夜，实在是今天的上海之晨，是上海之晨的一个提前量。当然这种提前量如此单纯，写于昨天（3月18日）纽约的一首诗，只不过也许看上去比同时（3月19日）在上海写下的一首诗更早。但是，在两座城市构成的两个世界之间呢？出自一个正在倒时差的偏见，我想把纽约看作已经完成的上海，而上海，在某一层面上，像是个正欲成形的纽约。纽约之于上海的那么个并非也许的提前量，除了在于世，你大概同意，也还在于界！
隔着理会之墙听人们熙来攘往间招呼和低语，再一次走到纽约街头，我比昨天更有如在梦中之感。正是上班时间，在初升的太阳下，每个人都一脸匆忙，步伐坚定，频摆迅速，目标明确。节奏快得如此正常，令一个缓慢的游荡者明显的不正常。然而在纽约，没有什么是不正常的吧。我只是不知道自己为何到此，尽管我知道自己要到第八大道和34街相交处的Penn Station乘火车，去一个叫作YADDO的艺术村坐下来写作。但它的必要性何在？为什么就不能呆在上海，坐在自己家里，像从我身边掠过的那些纽约人，心安理得，将眼下目作世界的当然图景？可是，要是你并不心安理得，你又如何猜测别人是心安理得的呢？影片《环游》（The Cruise，1998）里过着“有工作没公寓的半游民生活”的那位导游，在双层观光巴士上是如何替纽约人自我批判又自我怜悯来着？——“你们看那些上班族这样匆忙地奔向他们的目的地，却离自己越来越远了……”那么，我是否可以从他接下去所说的那句话里借到一个飞来的理由呢？——“我不认为他们可以一直过这种荒谬的生活。”
将近十点，重又来到纽约公共图书馆的225室。我的行李还搁在它厨房后面的小厅里呢。
马兰从纽黑文乘火车过来，一路摆弄着笔记本电脑。她写诗，也写小说，并且把精力花在一个叫“橄榄树”的文学网站上。她对网络现实的熟悉程度明显要高于对美国现实的熟悉程度。即使像第五大道上纽约公共图书馆这样的标志性建筑，她也找了好一阵子，到十二点左右这才摸进来。这让我略感抱歉。更觉歉意的是我十四点四十五分就要乘上火车离开纽约了……跟她一起上街，找到一家号称四川风味的馆子。吃了面但几乎没有去动其中每一根美国鸡丝。也许是因为时差反应，胃不舒服。反正，今天中午的美国鸡令我无法下咽。想起一个美食家的说法：饮食作为文化的物质层面，对应着精神生活里非理性的民族情感。据此继续推进，会不会抵达谬论：作为一个陌生人，异乡客，什么时候你真的吃惯了当地饮食，什么时候，你才有可能融入当地生活的喜怒哀乐。在此之前，你的乐趣大概主要在于从旅行生活里享受甚至带给你不便和损失的各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