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第6期-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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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虽然看似他军威勇壮，但实际上却没有如此悲哀屈辱的出阵。这是后日史上留名的战斗，为他博得了伟大的名声。但是对他而言，这是令他忧郁的名声。……1248年，从被卡斯蒂利亚的费尔南多王征服的塞维利亚踏上归途的阿尔·艾哈麦尔，心情无限悲伤。在这次出兵中，他目击了穆斯林受到的迫害。兼之念及自己王国的下场，不安与担忧使他心痛。　
　　　
　　Washington　Irving：《阿尔罕布拉故事》　
　　江间章子日译本，讲谈社，　
　　1976年，P．356，下同　
　　　
　　但那时还不到关键的时刻。阿兰布拉的梦幻乐园，在那以后才被阿尔·艾哈麦尔着手兴建。享乐正未有穷期，接着还有二百年的小康太平。二百年的偷安，足以使一个胸无大志的国王满足了。　
　　安达卢斯的最后二百年，过得真如白驹过隙一般飞快。　
　　敌军筑起军营城、从正面虎视阿兰布拉的那一年，是1492年。那时，一个最虚弱的肩膀，正支撑着纳赛尔朝的末代国君的头颅。他就是以演出悲剧著名的波阿布迪勒，原名叫穆罕默德·本·阿卜杜拉，他给后人留下了经久不衰的话题。　
　　历史界、文学界和美术界都喜欢描写他。　
　　不少画家浓墨重彩，追述他怆然出宫的离恨。除了那幅被奥尔塞博物馆收藏的、描绘他在叫做“摩尔人最后的叹息”的山丘上勒马回首的名画之外（Alfred　Dehodencq，1869），我还见过的一帧，画他离开的阿兰布拉宫温柔乡那金织银绣的出口（Manuel　Gomez　Moreno）。更不用说，数不清的文史著作都借他唏嘘悲运，展示对历史的见解。　
　　他多少有一点像光绪，是那种天之弃儿式的人物。生性温厚善良，道德白璧无瑕，但偏偏宽严皆误，时不利骓不逝。应该说作家华盛顿·欧文对他的热烈辩护，为他赢来了巨大的同情。但就是那双缚鸡无力的手，却扼杀了一个王国。他曾是一个不幸的儿子——因为另一个基督徒妃子所生的王子受到宠爱，他与生母一道被暴君投入阿兰布拉一座方塔里囚禁。后来还是仰仗母亲的铁打意志，他才从那座叫做戈尔麦斯的塔中被救了出来。他是一个受谴责的国王——谁能想象，居然又是因着母亲的唆使，为了报复父亲，出兵协助了来犯的敌军。优柔寡断的他，在历史的关头居然没有犹豫，他挥军反戈，向穆斯林一侧进攻。背叛不是一次。而是两度重复。　
　　他骑上骏马，到了下面的军营城圣菲。也许敌人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顺手，在四面的军乐声中，投降的条约被签署了。波阿布迪勒交出了自己的宝剑袍服，任它们被敌军收藏和陈列。没有记载说他是否争辩，条约规定“以天堂之梦为蓝图”建造的阿兰布拉宫必须在六十天之内交出。就这样，格拉纳达的纳赛尔王朝被了结了，绵延八百年的阿尔·安达卢斯基业也被颠覆了。　
　　格拉纳达的投降，是一件欧洲史和伊斯兰史上的大事。　
　　那是一次大的失败和退潮，穆斯林至今还在咀嚼其中的含义。而天主教政府一方，他们是理所当然对胜利条约高歌赞颂的，但是由于驱除摩尔的行为在后来大受谴责，所以庆祝的声调也就低了许多。我去看过摩尔国王交出的宝剑，它陈列在马德里的军队博物馆里，旁边还展示着波阿布迪勒的漂亮袍子。确实若是没有后来的卑鄙驱逐，连我也会赞美那份人道而优雅的条约。可惜的是，后来的事实证明它只是一个华丽的谎言。《格拉纳达战争投降书》的原件收藏在西班牙王室在马德里附近的一处宫殿里，它的文本内容吸引着一批又一批的人。我常想，应该把这个文件收录在一些大的史料集成或者工具书中，那么用着就方便了。日本作家堀田善衛说，从这份条约的行文，能看出伊莎贝拉女王式的、操心直到细处的特点；但我猜堀田也像我一样：用时求人译上一节，而大概不会是使用现成的日文译本。　
　　——著名的格拉纳达战争投降议定书，是一份所谓君子之约的范本。堀田写道，他曾住在格拉纳达紧靠摩尔城墙内侧的一处房子里，所以每天晨起晚归，总是不由得会想起条约中这样的句子：　
　　基督徒不许越过这道城墙，不许偷窥墙内的摩尔人生活。　
　　当然不仅是这种不许爬墙的条文。格拉纳达议定书条款细密，无所不至，涉及了一切摩尔人投降时得到的基本允诺。包括人身安全和自由、课税的公平、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不受侵犯等方面。最敏感的、也是我最感兴趣的——是不得强迫穆斯林改宗天主教，以及移居柏柏利亚（北部非洲）者三年间可以自由返回——这两项条款。　
　　此外，双方商定，任何人不得在任何事情上侮辱或虐待过去改宗为摩尔人的基督徒，否则将受到国王的惩罚。　
　　此外，双方商定，如果某个摩尔人娶了基督徒为妻，其妻已改宗为摩尔人，不得违背其妻本人的意愿使她重新成为基督徒；要使她重新成为基督徒，必须当着基督徒和摩尔人的面，询问她本人是否愿意这样做；有关此原女基督徒所生的儿女，照法律条文办理。　
　　此外，双方商定，不得强迫任何摩尔人改宗为基督徒。　
　　此外，双方商定，如果已婚、寡居或未婚的摩尔妇女出于爱情原因希望改宗为基督徒，只有在按照法律条文对其进行询问并公开宣布之后，才能接纳其为基督徒。　
　　此外。双方商定，如果上述这些人希望到彼岸及其他地方生活，国王及其后代将永远允许他们携带他们所有的财产、货物、珠宝、金银及其他任何物品自由并安全前往这些地方，并在自此七十天之内，派十条大船在他们所要求的国王的港口接应他们乘载，并将他们自由安全地送到他们的商人以往卸货的彼岸的港口，自此三年之内，无论何时，对于希望返回这边来的任何人，将派船只接送他们到达他们所要求的国王的港口，但国王要求他们在出发日之前的五十天提前通知以便提供船只。　
　　Mohammad　Ibn　Azzuz　Hakim：　
　　致西班牙国王　
　　胡安·卡洛斯一世的信　
　　得土安，DISPRESS；2002年，P．8，6．　
　　　
　　这两条写得不仅太富于人道，而且也太细致了。咀嚼字里行间的滋味，人会觉得存在一种失败的对手给于胜者的潜在压力；甚至读着会感到辉煌胜利了的一方，在表演或遵循一种——在当时政治中被视为高尚的、尊重对手的风度。它的细致，更令人惊异条约执笔者对伊斯兰内部的熟悉程度。条约行文中，有一种如堀田所说的、伊莎贝拉女王本人的无论巨细事事操心的风格。比如下面的一条就显示了这种稍嫌哕嗦的笔法，但恰恰这种细处，对穆斯林的日子非同小可：　
　　　
　　基督徒的肉铺必须远离摩尔人的肉铺，两者的给养不得混合，违反者将受到惩罚。　
　　　
　　只是历史连连冷笑。因为后来，它让人饱看了一个残酷的过程。　
　　不仅是墙也被人爬了，肉铺也被人封了，而　
且正是在最关键的两点——即信仰自由和居住权利两方面，诺言被全面地撕毁了。　
　　不仅是背约而已。　
　　对信仰的步步剿灭，一直发展到规模巨大的、国家推行的强制改宗运动。穆斯林被要求立即放弃伊斯兰信仰——没有考究的修辞，命令是赤裸裸的。没有史料载述运动中的具体细末，没有人诉说不平和抗议，只有运动的结果和铁的结局：安达卢斯消失了穆斯林，虽然它曾是伊比利亚半岛文明的顶点。人被孤立和威胁，思想随之缄口。谁也不再提及条约，谁也不再说那条约的行文娓娓亲切、关怀无微不至，谁也不再说那条约仁义而优雅，它是用波阿布迪勒国王的一人蒙辱，和美丽的阿兰布拉宫殿交换来的！　
　　每一个村庄都被梳子细细梳过，抗拒者丧失的性命不予记载。那是一个历史时期，一个稳健的过程。从残迹中什么也看不见，全然没有摩尔，那只是一个过去的词汇。　
　　更大地激起了历史学家愤怒的，是第二项——对居住权条款的毁约。　
　　这一项与强迫改宗互为上下篇。但是它是在酝酿了更浓厚的气氛之后推行的：那时，到处烧死异教徒的宗教裁判所，在西班牙的大地上已如雨后春笋；更容易判罪的犹太人先穆斯林一步，已经遭到无情的驱赶。事情的进展令人生疑——是否早在抑扬顿挫地写作那些繁琐条款的时候，种族驱除的阴谋就已经酝酿了呢？是否六十日之内离开阿兰布拉宫的期限和要求里，已经闪烁着一种掩饰的本意呢？　
　　波阿布迪勒没有料到，从他拖着沉重的步履走向锦帐帷幄的出口、从他太息流涕离开那座荒凉山岗，最终走下地中海的渡船时，他不过是摩尔臣民的先导——百年之内，步着他的后尘，成千上万的穆斯林难民扶老携幼，痛哭哀号，也在这里寻船下海，漂流到了非洲的异乡。是的，虽然对岸是穆斯林的土地，但安达卢西亚却是他们的故乡。这件事情所以不能原谅，就是因为它剥夺了人的故乡。　
　　人们都忘记了那些振振有词的条款，当事人都认为，它们不过是可笑的欺骗。如果说，对信仰自由的背约是对人心的迫害的话，那么这种逐出故土的国策，是更严重的对人生存的侵犯。而如今任你再觉得骇人听闻，任你再怀着侥幸，这种荒唐的阴谋已经是冰冷的现实：西班牙不仅没有摩尔，也没有了摩里斯科——改宗了天主教的原穆斯林。　
　　恐怖的净化、非人的纯洁，都与十六世纪的到来，与对新大陆的奴役一同实现了。安达卢西亚的原野上橄榄树依旧浴着烈日，已经不能追究——有过多少人性的摧残，有过多少辛酸的忍受了。　
　　即便在阿兰布拉，乐园般的宫殿也依旧故我。雪水依旧从毛拉哈桑和它的姊妹峰之麓不舍昼夜地流下，宫殿的狮子厅、大使厅和七姐妹塔，以及哈奈拉丽菲花园，都凝固一般，静止在那个时刻。　
　　从建造它的阿尔·艾哈麦尔，到丢失它的波阿布迪勒，这座罕见的宫殿遍历了一切世事沧桑，最后独自静默了。难言的荣辱史，悄悄地加给它一圈神秘的光环，引诱着不尽的仰慕者前来凭吊。它的美保护了它自己；也许是因为也想如摩尔王一样享受一番，也许是由于已有足够的余裕显示文明风度，阿兰布拉宫没有遭到被拆毁或焚烧的厄运，而是被后来的王公贵族登门入室，争先居住。　
　　直至它最后成了一所博物馆。　
　　——阿兰布拉作为军事要塞和王室禁宫被摩尔王交出以后，波阿布迪勒离宫出城，在“摩尔的最后叹息”流连一回以后，经阿尔普哈拉斯退向了柏柏利亚的非洲。格拉纳达的百姓们多数依然居住在阿尔巴辛等地，熬着风刀霜剑的日子。　
　　阿兰布拉宫先是作为新主人的农园和猎场，被天主教两陛下享受了几年。这个传统被继承了下来，直至后来西班牙王室或政府还是喜欢在这种地方举行外交仪式。但是美若专属失败的敌手岂不成了讽刺；后来到了卡洛斯五世的时候，这片阿拉伯式样的黄瓦红屋之间，被新君主修起了一座圆形大教堂。日本的旅游书说它“场所错误”，我称之反环境主义的建筑。它在阿兰布拉建筑群中鹤立鸡群，而且参观免费（有一条路让出租车绕过花八欧元门票的正门）——就是这位设计师卡洛斯五世，曾经用文物专家的口吻指责科尔多瓦大清真寺里增建的教堂说：　
　　“难道真有这样的傻瓜？——在哪里也没有的地方，塞进哪里都有的东西！”　
　　无常历史和东方情调组成了一种魅力，摩尔的旧宫吸引着各种大人物。最后住在这里的西班牙王室成员，是菲利浦五世和他的意大利王妃。再以后，还有过法国的拿破仑军队入主的时期，法军司令官效仿西班牙国王也住在宫内。有人控诉法国人曾爆炸过阿兰布拉，也有人说正是法国人竭力保护了这个宝贝。最后，到了十九世纪初叶，各色的皇室都离开了，宫殿被交给了一支无所事事的守备队（总督当然不例外地住进了阿兰布拉），建筑由于缺乏照料，很快地便走向了颓废。　
　　到了美国作家华盛顿·欧文到来的1826年，阿兰布拉的楼阁宫殿，已然是小偷、走私贩子，和各种贫困潦倒的穷人麇集的一处底层社区了。他这样记录道：　
　　　
　　在时间的推移之中，宫殿里的美丽厅堂已有几处荒废，甚至有的被破坏殆尽。此处彼处的庭园也早荒芜，喷泉只是空余其名。不知自何时起，阿兰布拉开始住进了来路不明的人。即便光天化日之下，这儿也是堂堂地搬运禁货的走私贩子，以及祸害了外面的格拉纳达、然后逃来的小偷的绝妙避难场所。……